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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沅君】冯沅君陆侃如_冯沅君小说特点

冯沅君

人物简介   冯沅君原名冯恭兰,是我国著名作家、戏曲史家、大学一级教授,也是著名学者冯友兰和冯景兰的妹妹,丈夫是陆侃如。冯沅君曾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任教,还曾是山东大学的副校长,代表作有《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 等。冯沅君作品体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具一格,很有特色。

人物生平
  主要经历
  冯沅君父亲冯台异,字树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进士,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后任湖北省崇阳县知县。冯树侯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家设书房请“教读师爷”,为其长子友兰、二子景兰及女儿沅君讲授古文、算学、写字、作文。年幼的冯沅君喜爱读古文,尤爱读唐诗,十一二岁时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后来,冯沅君的大兄、二兄先后赴京、沪学习。冯沅君在家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吟诗作赋;一方面大量阅读大兄、二兄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思想。1917年秋
  宣统三年(1910年)入县立端本女子小学堂。辛亥革命时辍学,居家自修。民国6年(1917年),离家赴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科专修班。“五四”运动前后,校长思想顽固,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冯沅君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并游行请愿上书,又迫使校长辞职。她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焦母,进行反封建宣传。
  民国十一年(192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并于1927年毕业。其间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篇。她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在当时曾震动过许多读者。192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卷葹》(北新书局)和《春痕》(北新书局),前者是她的代表作,由鲁迅编入《乌合之众》。1929年又出版第三个短篇集《劫灰》(北新书局)。作品多是描写为获得婚姻恋爱自由幸福而反抗旧礼教的青年的情绪,也写母爱。
  1925年后,先后在金陵大学、中法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其间于1929年与文学史家陆侃如结婚。著有《中国诗史》(与陆侃如合著,1932年开明书店),《中国文学史》(启明书局)、《中国文学史简编》等书。1932年与丈夫陆侃如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1935年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曾任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副校长。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教学工作外,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这期间出版《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书。
  1949年起,一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其间修订了《中国文学史简编》,与陆侃如合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已被译成英文和罗马尼亚文。还和北京大学林庚教授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62年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工作者。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代表,山东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1974年6月17日病逝。
  家藏古籍甚多,有明本近百种,有部分图书被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看过。生前曾立下遗嘱,把他们数十年的全部积蓄6万余元人民币及2万余册珍贵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山东大学。
  沅君童年
  冯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暂,在她刚满8岁的时候,父亲冯树侯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崇阳县衙任中。那是1908年夏天,即冯树侯出任崇阳县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死神却把他带走了,尽管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不情愿。尽管冯沅君是那么爱自己的父亲,心里充满对父亲无上崇敬、仰慕和爱戴的真情实意,但无奈人生无常,事至可悲。
  在父亲病逝后的几年里,冯沅君跟母亲及二位兄长,又返回到了唐河县老家的大家庭中。自此,她只好在母亲的教导和兄长们的帮助下自学诗书。没过多久,她的两位兄长纷纷离家远赴开封、上海,进了大、中学堂。
  冯沅君的这两位胞兄都是新学堂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思想都比较开明。所以,他们平素在家中的言谈及经常从外地寄来的新派报刊,使冯沅君逐渐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书习字的生活,她热切地企盼像两位兄长那样,到大城市去读书,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识。
  说来也巧,机遇从天而降,北洋政府决定将原来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17年开始招生。冯沅君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她与其兄说服母亲,毅然随两位胞兄进京投考。当时,北京女高师入学考试只考国文一门,冯沅君自幼学习国文,有较好的基础,自然是一举考中了。就这样,17岁的河南姑娘冯沅君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从此,冯沅君开始了崭新的学校生活。
  名满京华
  冯沅君就读北京国立女高师之际,正是五四运动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时候,“新潮派”和“欧美派”的教师们给女高师带来了新的思想,所以当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北京女高师的学生便积极响应,投身到时代那波澜壮阔的革命热潮之中。当时,北京女高师的方校长是一个思想顽固的老官僚,他不准学生上街参加爱国游行,并下令紧闭校门,还特意派人在校门上加了一把大铁锁。然而,冯沅君却无视学校的严束,第一个搬起石块砸碎了铁锁,全校的同学夺门而出,与北大、清华等校的师生会师。这件事使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获得了一个勇敢无畏的好名声,受到广大师生的赞扬。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有头脑、有作为的男女青年。冯沅君,这个内心一直向往着自由与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了这个伟大运动的感召,勇敢地拿起了笔,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古装话剧,并亲自登台演出,主动扮演了剧中众矢之的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冯沅君的同届同学程俊英饰刘兰芝,孙斐君饰焦仲卿,陈定秀饰小姑)。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20年代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行动,从而得到执导此剧的李大钊先生的称赞和《戏剧杂志》社陈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持。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北京是头一遭,故而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连演3天,盛况空前:第一天满座,第二天以后就连窗户外边也挤满了人。北大、清华的师生们还开了专车前往观看,李大钊先生的夫人带着女儿前去助威,鲁迅先生和川岛先生亦都来看过戏。《孔雀东南飞》的演出,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是“名满京华”。
  珠联璧合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恋爱,是从1926年秋天开始的。当时的陆侃如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屈原》、《宋玉评传》等在学术界颇引人注目。他比冯沅君小3岁(陆侃如生于1903年11月26日,江苏海门人),是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随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他除了研究《楚辞》,还协助梁启超校注《〈桃花扇〉传奇》。当时,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赢得了陆侃如的爱慕。由于业务上的相近,使他与冯沅君有接触的机会。他这位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深得冯沅君的好感。两人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却是一见钟情。他们相识之后,就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交谈、通信。陆侃如反复地向冯沅君表示纯洁的友谊,接着就是纯洁的爱情。每逢星期日,陆侃如都到北大来找冯沅君,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谈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时也相约去游长城,流连徘徊于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静的小路上。经过海阔天空的侃谈,双方就再也分不开了。
 
冯沅君陆侃如
  1929年,陆侃如在上海与冯沅君结婚,从此二人合作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1932年夏,陆冯同时出国,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1935年夫妇均获文学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初南下昆明,在迁至云南的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1942年,到四川三台,任内迁的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6年随校迁回沈阳。1947年到青岛,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8年随学校迁居济南。
  1949年青岛解放后,陆侃如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51年任副校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并当选为省人大代表。1953年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为九三学社山东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青岛分社主任委员、济南分社筹委会主任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12月1日病逝。临终前将其珍存的全部书籍和近3万元存款捐献给山东大学。1979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冯沅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也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同时还在文化界、妇女界担任一些要职,积极参加青岛市的社会活动。
  陆、冯夫妇在文学研究领域同心协力著书立说,比翼齐飞,堪称文坛佳话。1931年,他们二人合作出版60万字的《中国诗史》,打破传统见解,很有新意。1932年二人又合作出版《中国文学史简编》一书,他们二人的著作被译成几种外国文字出版,使中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
  山东大学以陆冯二人生前积蓄为基金,设立了“冯沅君文学奖”,鼓励有成就的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努力献身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
 
冯沅君小说特点
  她小说中那种反对封建礼教、争取自由独立的精神足以与和她前后驰名文坛的另外几位作家比肩。她的创作大都集中在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冲突这一主题上,即使后期的创作也仍然是爱的主题。
  这种激烈冲突的描写采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以女主人公为叙述主体,更增加了强烈的反抗意识,这在初期女作家的作品中是少见的。我们固然可以从作家创作主体找到原因,但更是时代使然。冯沅君的出现,才第一次在女作家笔下出现了与传统大胆叛逆的知识女性形象。这也许正是冯沅君小说独特的思想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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