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

　　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同学。周有光读中学的时候，学校有两个特点，第一，当时提倡国语，可是没有人讲国语，老师教书都是用方言；第二，当时已经提倡白话文，老师也提倡，可上课学的都是古文，写文章一定要写古文，儿女给父母写信一定要写文言，写白话文在那时是大不敬。但是有一位老师思想很新，经常宣传白话文，对周有光接触新的事物有很大的帮助。

　　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语言学。在大学读书时，周有光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

　　1935年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银行有兼职，参加了反日救国会（章乃器小组），女儿小禾出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带全家逃难到四川，先在新华银行任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

　　1945年抗战胜利复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

　　1946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

　　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

　　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

　　1955年10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这一变动无意中帮助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

　　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于1961年出版。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三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

　　1969年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之余，凭借带去的各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与其他老年知识分子被放回家。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80年开始，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院士。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1984年迁至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2006年1月13日，周有光年满一百岁。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经历了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政府四个时期，故被友人戏称为“四朝元老”。1月10日他生日三天前，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他举办了“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座谈会”。

　　2015年1月6日，常州大学得到周有光先生允许和支持，以周有光先生名字命名，成立了“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并聘请周有光先生为终身名誉院长。

　　2017年1月14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周晓平，男，1934年4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晓平是“现代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之子。2015年1月22日凌晨3时3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2岁。
 

　　张允和读中学时，曾是周有光妹妹的同学兼好友，因两家住得近，放假了经常在一起玩而相识。但当时的两人也仅止步于一面之缘。后来张允和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而周有光也在上海的光华大学读书。当她再一次出现在他眼前时，她已被时光精心雕刻了，清丽脱俗，气质如兰，那一刻他爱上了她，于是他对她展开了温柔的追求攻势。

　　1933年，周有光和张允和举行了婚礼。“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当79岁的她写下这段话时，他们是幸福的，也是骄傲的，因为他们此生实现了最初的诺言，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张允和与周有光的性格完全不同，她活泼率性，说话直接，做事干脆利落，人称快嘴李翠莲。他沉稳持重，温文尔雅，慢条斯理。但两人的性格却融合得很好，一如她所说的，“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一生趣事直到老。而这种“趣”，暗含着深沉的智慧，以及豁达与圆融的处世哲学。

　　婚后二人举案齐眉，琴瑟和鸣。周有光在大学教书，兼在银行工作。张允和教书之余，编副刊，将才情发挥到极致。在婚后的第二年，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生下了儿子周晓平。她在书中幽默而深情地回忆，“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但后来因为一件趣事反而让张允和吃了莫须有的亏。因她曾给周有光写信，信中说有人爱了她19年，让他猜这个人是谁？周有光幽默又正经地回了她，他说：“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一定是C君了？”可没想到，这几个带着英文字母的信让她陷入了“三反运动”，还因此下了岗。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次下岗让她躲过了后来文革的劫难，不然就像她说的，可能那时候不是自杀就被整死。

　　下岗后的张允和回归了家庭，打理家事，悉心照料一家老小，这让周有光后顾无忧，安心钻研汉语言事业，终成为语言学家。他对她充满了感激，对她一直都很好，也从来不跟她急。他们相敬如宾，互相尊重，互相体贴。而张允和虽然成了家庭主妇，但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喜好。她把大半生的光阴献给了昆曲，记载了几十本《昆曲日记》。晚年还编辑《水》的刊物，出版了三本散文集，把自己的艺术禀赋和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始终在艺术和精神的世界里，比翼齐飞，惺惺相惜，让后人为之艳羡。
 

　　2012年1月，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文章《百岁学者周有光谈政治》，周有光对与他同一时代的名人进行评价，其中包括国外人物有马克思、列宁、叶利钦等，国内政治人物有陈独秀、毛泽东、胡锦涛、朱镕基等，科技文化人物有杨振宁、钱伟长、季羡林、胡适之等。但周有光只对叶利钦、朱镕基、胡适之三个人持完全肯定评价，其余人完全否定评价，对毛泽东更是全盘否定甚至近乎谩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也称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1969年-1972年周有光被激进分子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社会渣滓”。

　　1972年周有光被称为是“没有了用的”、“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1985年在参与中美文化合作时，因为敬佩周有光的博学，他的连襟沈从文送他“周百科”的外号。

　　2006年周有光百岁寿辰上，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认为：“周有光是一百年来无数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征。”

　　2008年《晶报》称周有光“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具有“高明的处事哲学和积极达观的心态”。

　　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介绍周有光是“卓越的语言文字学家”、“具有……完美的人格品质”。

　　2010年梁文道在阅读《朝闻道集》时认为周有光“明显是有点开玩笑”、“像个每天自己当编辑一样”。

　　2013年台湾作家彭小明则认为“周有光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

　　2015年周有光110岁寿辰诗人邵燕祥说：“他是当代难得的智者、仁者和勇者。”

　　2015年东方早报发表文章称：“周有光先生是一位通达、乐观的中国知识分子。”

　　2015年中评网发表文章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史进退，匹夫有责”的情怀，以及宁静淡泊，生活清贫简朴，思想无比富有的生活态度。

　　2015年人民网发表文章称周有光是一位通达、乐观的中国知识分子。

　　201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称周有光“思考问题很清晰，敢于说真话、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