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友林

　　“肃反”险被错杀

　　1932年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发来“肃反”指示。此后，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大搞刑讯逼供。

　　夏曦为扩大肃反成果，在红3军7000里远途大转移中进行了“火线肃反运动”，谭友林也被当成“改组派”抓起来，理由是他曾当过三位“改组派”主任的警卫员。贺龙军长眼看着许多优秀的干部惨死于肃反扩大化，他与政委关向应决定干预制止。

　　1935年4月，谭友林任红6师17团政委。红二、六军团在歼灭敌军两个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张振汉，击毙敌八十五师师长谢彬后，又与敌陶广纵队发生激战。红6师包围了塔卧一个多月，双方僵持不下。17团团长李吉宁、政委谭友林率领部队冲在最前沿阵地。正当谭友林挥动手臂指挥部队冲锋时，敌人的子弹打中其右臂，顷刻血流如注。他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又投入指挥，直至取得塔卧战斗的胜利。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596米的玉龙雪山，艰难地在康藏高原上走了3700多里，历时两个月，于7月2日进驻川西甘孜。7月11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纵队由甘孜出发往北，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进入草地第二天，谭友林得了伤寒。当时得这种病，即使不是行军打仗，生存率也很低。他感觉浑身酸痛，头痛得厉害，连日高烧，什么东西都咽不下，人日见消瘦；右手臂的伤口开始恶化，每天宿营后都能挤出半茶杯脓血来。谭友林因为重病在身，就好几次几乎被暴风雨埋葬在草地。

　　贺龙看到奄奄一息的谭友林，嘱咐杨云阶一定要救活这位年轻将领。任弼时把自己的坐骑花脚骡子让给谭友林骑。在杨云阶的精心治疗下，谭友林吃了50多副中药，病情逐渐缓解，但1935年被敌人打中右臂的子弹还未能取出。长征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副主席专程请国际友好人士马海德医生为谭友林检查伤势，马海德说：“为保住右手，务必马上手术。”但当时不具备条件。以后在周恩来、贺龙的亲自安排下，谭友林乔装成青年学生，于1937年5月来到西安广仁医院，开了5刀，取出了留在他臂上长达2年多的子弹。

　　1938年9月，遵照党中央开辟敌后战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指示，新四军彭雪枫游击支队向豫东挺进。谭友林时任游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

　　在豫东杞县有一支地方武装，有200多人枪。大队长李寿山系旧军队出身，恶习很多，在抗日还是亲日的原则问题上左右摇摆。1938年底，彭雪枫司令员决定派谭友林带5名干部，去改造收编李寿山大队。谭友林等6人来到李寿山部，从第二天开始，他们就深入下层熟悉、了解、关心士兵，掌握这支部队的基本情况和动态。谭友林在日常生活、行军、操练、宿营等方面都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下层官兵，向他们晓以革命道理，很快就和他们交上了知心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摸底、组织整顿和思想政治教育，把握了部队思想变化的时机，及时调整了李寿山等人的职务。

　　1945年11月16日，谭友林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松江军区哈北军分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5个月后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59旅副旅长。当时我军撤出四平、长春、吉林和松花江以南地区后，东北局发出剿匪指示。谭友林率359旅首战鸡西、东安，将土匪赶出他们的地盘，继之追歼土匪于宝清、七星泡、双鸭山等地，但是土匪大头目一个没捉到，谢文东、李华堂等率领近千名土匪，分成几十股，钻进深山老林。

　　次年9月，遵照以贺晋年为总指挥、谭友林为副总指挥的合江省军区剿匪指挥部在佳木斯会议上调整制定的作战部署，剿匪部队开始根据残余土匪的分散游击活动规律和特点．进入深山老林以小分队方式展开行动。谭友林指挥部队先是在土匪经常出没之地安上“钉子”，以连为单位的小分队平行驻扎在重点地段，形成首尾呼应的长蛇阵，并在位处关键地段的牡丹江各渡口派重兵把守，堵死了土匪的各条出路，从根本上切断了土匪的一切给养与粮源，将其围困于林海之中。剿匪部队俘获了两个小土匪，经谭友林连夜对其进行审讯后，终于从他们的口供中了解到了匪徒们在林海中的活动规律。针对谢文东股匪的推磨战术，谭友林等人遂决定重上老爷岭，杀个“回马枪”。根据谭友林的提议，总指挥部将剿匪部队化整为零组成精悍的小分队，把老爷岭东北部划成6个区域，每个区域由建制地方部队分头驻剿，第359旅的主力部队则采取“钉子”、“锥子”、“楔子”式的战术，插入老爷岭。同时他们还发动群众，配合剿匪部队切断了匪徒们与山外的一切联系。

　　时值隆冬季节，在谭友林的统一指挥下，各部开始分头行动，而由第359旅主力组成的若干小分队则带足了粮食，手持开山斧，一边走一边在周围的大树上刻下记号。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在老爷岭中搜索，一看见哪儿有乌鸦起飞或炊烟飘拂就立马出击，一发现匪徒们藏在树洞里的粮食就给悉数拿走。在包围圈越缩越小的情况下，土匪弹尽粮绝，陷入困境。想下山搞点粮食吧，可到处都驻有剿匪部队，土匪整日奔波，饥寒交迫之下只得杀马充饥，以致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出来投降自首者不断。

　　这时，剿匪部队抓到了谢文东派下山了解江面封冻情况的一个侦察员。经过一番感化，该土匪供出了谢文东企图下山抢粮，然后偷渡牡丹江逃往刁翎的计划。为此谭友林决定将这个侦察员放掉，让他将谢文东引下山来。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谢文东等一批匪徒被那个侦察员领到了四道河子和五道河子之间的一个村落，进入剿匪部队预先设下的伏击圈。此后不过10分钟的功夫，还未等这100多个匪徒回过神来，他们便被合江军区第8团和独立团的官兵们包围俘虏了。谢文东虽然一时得以逃脱，但在当地群众的引导协助下，他最终还是被捉。因此贺晋年、谭友林还于 1946年 11月29日荣获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电报嘉奖。此后又经过数月的苦斗，至1947年4月初，合江境内的张雨新、李华堂、孙荣久等四大股匪被全部肃清，分三个时期的剿匪作战胜利结束，由此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与土匪里应外合夹击共产党、消灭东北解放区的罪恶阴谋，使我党我军获得了更加稳固的战略大后方。

　　1949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1月5日发布的命令，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国民党在长江防线被突破，以及华北、西北战场连遭失败后，防御体系彻底崩溃。尚存的150万人，分别位于福建、台湾及中南、西南、西北若干省境内，成了互不相连的几个板块，处境孤危。但蒋介石仍指望靠这些残余力量，在边远省区负隅顽抗，企图寻找时机，东山再起。

　　中央军委在确定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后，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消灭该地区国民党军队，解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盘踞在中南地区的园民党军队是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共有28个军，73个师，总兵力达40万人。

　　中南六省大部位于长江以南，崇山峻岭，河流纵横，道路崎岖，水网稻田甚多，暑天炎热多雨，秋冬阴冷多雾，空气潮湿，疾病易于流行。湘、粤、桂等省，地方军阀长期盘踞，封建势力强盛，民族杂居，语言不通，社会结构极为复杂。这些都给初到南方的第四野战军，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当然，中南六省也有不少地区，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经是共产党军队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这些地区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已有长足的发展，达到10万之众，他们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成为配合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第四野战军在平津战役后，进行了短期休整之后，分别从平津地区出发，浩浩荡荡向江南进军。此时东北军区整训司令部组建了第十四兵团，第十四兵团率39军、41军、42军沿平汉铁路南下。

　　39军在军长刘震、政委吴信泉、副军长谭友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三等率领下，7月初进至湖北宜昌、沙市、江陵发动了宜沙战役。宜沙战役由十三兵团全部（38军、47军、49军）及十四兵团的39军承担，计划一举围歼国民党宋希濂部。

　　江陵是谭友林的故乡，也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他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率部参加解放家乡的战斗。

　　7月2日，解放军各军抵达预定集结位置，宜昌守敌已被三面包围，仅有一条渡江南逃之路。经过10天的激烈战斗，19日，宜沙战役胜利结束，江陵解放。

　　39军在宜沙地区进行休整待命，谭友林抽空回到熊家河谭家巷。从1938年初，谭友林奉命回江陵，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昔日失去父亲的苦孩子，如今已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他多想把这些年的变化告诉母亲，让她开心高兴……但谭友林再也见不到亲爱的母亲了。她老人家已于一年前病逝。在苦难的旧社会艰难挣扎了一辈子的母亲，最终还是没有看到江陵的解放，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谭友林深感内疚……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39军为第一批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谭友林随39军赴朝作战，任志愿军39军副军长。云山，是朝鲜云山郡的首府，也是朝鲜北方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志愿军总部将攻克云山的重任交给39军。在与敌人初次激战后，我军惊异地发现对手并非南朝鲜兵，而是大鼻子的美国兵。从战俘口供中方知对手是美军王牌军－陆军第1骑兵师。

　　美陆军第1骑兵师战功显赫，从没吃过败仗，享有“先驱师”和“常胜师”的美誉。是“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的“宠儿”，也是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手里的一张王牌。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在温井地区重创美第八集团军配属的南朝鲜部队，沃克便毫不犹豫地将第1骑兵师投入战斗，在云山地区接替南朝鲜第1师，企图依靠这张王牌打开一条血路。这才有39军和第1骑兵师的交锋。

　　夜晚确临，伸手不见五指。夜幕成了志愿军进攻的最好掩护。由于美军不习惯夜战，夜晚就成了美军的死亡时刻，在渚仁桥地区的美军最终被39军全部消灭了。到11月3日，39军全线转入追歼逃敌的作战。115师留在云山打扫战场肃清残敌，116师和117师分别向宁现、博川追击逃敌，连续征战3日后，11月5日，在双方都血流成河的情况下，志愿军终于胜利地结束了云山战役。

　　据39军军史记载：“39军云山战役中，歼灭美骑兵1师第8联队的5团，伪1师12团、15团一部及美军两个炮营、一个坦克连大部，共毙俘美骑兵1师第5联队第3营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军医克拉伦斯·安德森上尉以下官兵4046名（俘敌327名），缴获飞机4架、击落飞机3架，击毁与缴获坦克28辆，各种火炮119门及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器材……”云山一仗，39军首战就打了一个大胜仗，打出了国威、军威，大大鼓舞了中朝军队的土气。彭德怀司令员高度评价说：“39军打得好！美骑1师这个‘王牌军’从未吃过败仗，这回败在我39军手下嘛！美军没啥了不起！”从此，39军在朝鲜军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紧接着谭友林和吴信泉，率部投入第二战役，痛击美25师，收复平壤；第三战役，突破三八线，解放汉城；第四战役，横城大捷，合围斫平里。朝鲜战争胜利后，谭友林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关于这枚二级勋章还有一个小插曲。1992年中顾委组团赴朝参观访问，时任中顾委委员的谭友林在离朝40年后再次来到朝鲜。参观团出发前，谭友林将朝鲜政府颁发的那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戴在身上。

　　参观团一行到平壤后，受到朝鲜政府接待处的热情接待。休息时，代表团中唯一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谭友林给大家讲述了当年入朝参战和荣获二级勋章的情况。接待处有一位官员曾与志愿军一起在云山并肩战斗过。可惜对谭友林只听其事未曾见面。他说当时朝鲜政府曾找过谭友林将军，要授予他一级勋章，只因谭将军回国后未能颁发。这位官员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金日成。在金日成的授意下，朝鲜方面为谭友林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一枚迟到的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终于挂在了谭友林的胸前。

　　1955年，时任东北军区公安司令员的谭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过后不久，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找他谈话：“友林同志，你的军衔授低了。凭资历、职务，与你同期的战友授的都是中将军衔。我向你承认错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谭友林说：“跟这些战友比啥？和我同期参加革命的许多战友为革命早就牺牲了生命，我现在有了家，儿女满堂，当了将军，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后来，原红二方面军的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光、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8位老同志联名给总政写信，要求为他授中将军衔。总政为解决此事找他谈话，他也婉言谢绝。

　　“文革”中，谭友林坚持正义，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遭到诬陷与迫害。他在北京被关押三年后，以疏散为名被遣送到河南工程兵农场继续关押，1917年转移到徐州又被关押两年多。

　　在此期间，所谓“贺龙专案组”的人员多次要他提供贺龙所谓军阀、叛徒等黑材料，谭友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给专案组予以有力回击，从而激怒了他们，“造反派”用各种手段批斗他。他的腰部被打成重伤，留下终身残疾，1972年病情加重。

　　谭友林的妻子鲁方拄着拐杖四处奔波，设法营救谭友林。王震副主席几经周折，亲手将鲁方的申诉信交给周总理。总理看后十分气愤，立即要秘书打电话，解救谭友林，要允许亲属前去探望。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谭友林于1973年初回京治病。经过“文革”磨难，他又一次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军委曾安排谭友林回工程兵任司令员。这位深受迫害的将军此时替那些曾在运动中丧失理智整过自己、有过激行为的干部着想，深怕自己回去后他们不好工作，便向组织表示不好回去。此时杨勇司令员向军委建议，派谭友林到新疆军区协助自己工作。谭友林就随杨勇到了新疆，一头扎进修筑南疆铁路和天山独库公路的指挥工作。在建国30周年前夕，“两路”全部竣工，忍辱负重的谭友林将军又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陆军第39军副军长。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1951年6月任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1955年8月任沈阳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谭友林有七位子女，长女谭晓芳、次子谭晓林、谭晓彬、谭晓春、谭晓箐、谭晓玲和谭晓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