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安娜

　　安娜的家族，是仙台地区的有历史的大家族，比较奇特的背景，一个武士家庭。明治维新以后，其父亲在西方思想影响之下，当了牧师。安娜很小就受到这个影响，她也受过洗礼，算是基督徒吧。

　　安娜21岁那年，母亲没跟女儿商量便给她订了亲，安娜知道后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来到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令安娜始料未及的是，在这所教会医院里，她开始了自己浪漫却又苦涩的异国情缘。

　　安娜寄来的长信让郭沫若的内心激动不已，在反复看了这封英文长信后，郭沫若立即提笔回信，并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郭沫若，还是跟日本人不一样，日本人是不会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特别是那个时候，日本青年不会是这样的性格的：一见钟情，去给她写情书，这种事情好像是在日本来说不可能的。但郭沫若的性格特别与众不同吧，是特别浪漫的性格。

　　郭沫若在给安娜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了）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郭沫若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他是一个五四式的青年，五四那种狂飙突进的精神，那种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那种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精神，在郭沫若的身上表达是很突出的。

　　带着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郭沫若给安娜回信里大胆的爱情表白，让安娜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安娜觉得这个青年挺特别的，但开始就是说半真半假吧，跟他开始书信来往，他的爱情生活，爱情呢，就开始滋长吧。

　　冈山与东京相隔千里，但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安娜和郭沫若连续通信40多次，最密集的时候，一个星期就有5次通信。这些写成情书形式的书信，成了郭沫若大胆追求安娜的最好方式，但两人始终以兄妹相称。

　　男人跟女人不同，男人对女性的一见钟情呢，一下子就烧起来了，而安娜呢，毕竟是那种封建家庭出来的女人，通过几个月的书信来往，才逐渐的升级，逐渐超越了兄妹，郭沫若主动进攻，对女性的那个渴求，安娜就是随他的意愿吧。

　　安娜在1916年9月17日的一封回信中写到：“我所思慕的哥哥：每天每天我都在思念你，我不知道你的现状是怎么样……”

　　9天后，安娜在另一封回信中又写到：“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

　　1916年8月，在日本东京圣路加病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当时，郭沫若在冈山高等学校攻读医科，她是护士。他们相识后便书来信往，佐藤富子被才华横溢的郭沫若写的爱情诗所陶醉。不久，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郭沫若还为她取了中国名字郭安娜。

　　首先，她与郭沫若的结合，没有得到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同居的。她的家庭对她和郭的结合终身没有谅解。其次，郭沫若作为学生，经济条件是有限的。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 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

　　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而富子是日本人，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回国了，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日本当局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对郭沫若住所进行彻底搜查，拿走了大量的书信及书稿。不久，又逮捕了安娜，对她严刑拷打，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出来。郭沫若在当年的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

　　漫漫的11年过去了。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娜知道了郭沫若的消息便立即携儿带女西渡大海专程来中国，开始万里寻夫。 当安娜知道于立群已为她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对对方回避的态度很难过，她心酸地说：“我走……”

　　建国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郭安娜加入中国籍，带领儿女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83年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后历任。

　　1995年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长子：郭和夫是中国科学院的著名化学物理学家。

　　次子：郭博是建筑家和摄影家，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三子：郭复生（亦叫佛生）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

　　女儿：郭淑瑀。郭淑瑀后来与林爱信结婚，生一女林丛。林丛后留学日本，归化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现任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教授，参与创立日本郭沫若研究会。郭淑瑀与林爱信的儿子林靖，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四子：郭志鸿是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钢琴家。
 

　　1977年（郭沫若去世前一年），安娜写信给他，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希望无论如何见一次面。经过安排，两位在年轻时曾如此炽烈地热恋过，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见面了。幸有这一次见面，否则他将抱恨终生，安娜自然更加要稀嘘叹息，难以自己了。安娜夫人这些年来在中国，除住大连外，有时也住上海，因两地都有她的子女，她除了原先熟识的成仿吾等郭老的知友外，平时极少与他人来往，也不参加社会活动。1983年她首次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开会期间，正值她九旬寿诞，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为她祝寿。但她仍然谢绝任何记者的访问。

　　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亲一次，不过每次去日本总只呆短短几天，她向亲人表示，她毕竟已是风烛残年，万一在日本病了怎么办？她表示要死在中国，埋骨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安娜如是说。

　　在郭夫人1994年8月病危之前，她把自己仅有的500万日元捐给了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