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

　　1911年入蔡元培办的上海爱国女校学习。远离父母、远离舅父，一个少女在上海只身奋斗达10年之久，经受了人生和社会的各种锻炼，同命运搏斗不止，争取个人的独立和自主权。她抵制了父亲包办的婚姻，也拒绝了别人提供的做达官贵人的少奶奶，自己缔造了美满的爱情生活。她进过几所学校，英文基础打得很牢固。

　　1914年,清华大学在上海招收留美学生，她考取了，因而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在美国瓦沙女子大学（Vassar College)、芝加哥大学攻读西洋史、西洋文学，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民主和自由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大量接触和深入研究西方思想文化之后，她在学术上、思想上独树一帜、很有见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上女学者、女思想家罕见的现实,成为思维犀利、风格卓异的著名女才子。

　　1920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硕士、女教授。后在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四川大学任史学教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工作，撰有学术著作《西洋史》、《文艺复兴史》、《文艺复兴小史》等，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她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20世纪初,她以自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把握和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感悟，才华横溢地挥笔创作，为新文学呐喊助威。

　　1917年，她在美国用白话文创作了第一篇小说《一日》，生动地反映了美国女子大学新生在一天中的生活，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

　　1917年到1926年，她以"莎菲"的笔名，创作了《小雨点》、《运河与扬子江》等许多作品，发表在《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新文学主要刊物上，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她34岁写的奇文《运河与扬子江》，通过安份守命的运河和奋斗造命的扬子江两种人生观的对立和交锋，抒发作者崇尚斗争的情感和精神，可视为她一生奋斗、不稀罕别人赐予的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衡哲曾愤然致电疾呼抵制日本人，六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带着三个儿女，从北平逃到庐山，任鸿隽当时正在山上出席蒋介石主持的庐山谈话会。不久，日军南侵，陈衡哲全家逃往广州，最后抵达香港。想不到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香港随即沦陷，陈衡哲只好带着儿女登上法国海轮，1942年辗转回到重庆江北任家花园，全家人终于团聚。

　　陈衡哲在重庆断断续续住了5年，是住得最长的一次。1943年初，她曾应周恩来之邀到红岩村访问。

　　陈衡哲侄孙任尔宁说：“我小时候在上海，三娘姆（即陈衡哲）对我讲过，她一生中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丈夫任鸿隽；另一个就是周恩来。”去红岩村那天，陈衡哲坐着任尔宁父亲任百鹏驾驶的吉普，开到化龙桥，然后坐滑竿到达红岩村。周恩来已等在那里，见到陈衡哲，非常热情地迎了出来，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76年1月7日，86岁高龄的的陈衡哲因肺炎及并发症病逝于上海。
 

　　任以都，1950年代获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首次把中国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译成英文，后来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第一位华人女性终身教授。

　　任以书，毕业于美国瓦萨大学，1950年代为照顾父母回到上海，在政府机关工作。丈夫程述铭，上海天文台天文学家，其大嫂上官云珠，知道江青很多底细，被逼跳楼以后，程述铭受株连，被囚禁，最后，家里接到一纸“畏罪自杀，触电身亡”的通知书。1980年代，任以书重返美国，90年代在美国去世。

　　小儿子任以安，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1992年任全美地质学会会长。
 

　　1914年时，24岁的陈衡哲前往美国瓦沙女子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她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在此期间她认识了自己后来的丈夫任鸿隽和终生倾慕的对象胡适。

　　陈衡哲和胡适的联系是从“写信”开始的，那时的人们大多未见面便会“鸿雁传书”。他二人大约是从1916年10月开始通信的，半年之后，任鸿隽和胡适去拜访陈衡哲，这才是他们三人第一次真正见面。可惜的是，这次见面是他胡适和陈衡哲在美国唯一一次的见面。据胡适的《藏晖室札记》记载，他二人在5个月之内通信就达到“四十余间”，差不多每月十件。

　　虽说胡适和陈衡哲之间的书信并不能算作情书，但书信的词句充斥着浓浓的情感。陈衡哲是一个”不婚主义“者，但我们可以猜测，她对于胡适这样有才学的帅气的男子还是心有倾慕的。人都说，女子若是遇见喜欢的男子，连性格都会变得温柔些许，而陈衡哲就是在遇到胡适后再不称自己是“不婚主义”者了。但无奈的是，胡适当时已有母亲包办婚姻的妻子江东秀了，而胡适这个遵循传统道德并且以“孝”为中心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违背家人的意愿，也绝不会离婚的，为此陈衡哲还大哭了一场。或许她该是知道这辈子也不可能嫁给胡适了，而任鸿隽恰巧热烈的追求她，为她两度赴美求婚，陈衡哲感动之余便答应了和任鸿隽的婚事。

　　然而事实上，不论是胡适还是陈衡哲，他们二人从未谈及过两人之间除了“友谊”之外的情感。但我们可以窥见的是二人之间不免有一些微妙的情感。其中胡适将自己的女儿取名为“素斐”，用的是陈衡哲笔名“莎菲”的英文音译名，可惜的是这个孩子在5岁时夭折了，而陈衡哲则写了一部小说《洛绮思的问题》，从中倒可窥见他二人的影子，同时呢，陈衡哲即使在婚后还是将胡适的照片放大挂在自家的客厅中。1961年胡适去世时，陈衡哲的子女致信台湾：”一定要瞒着她，因为胡伯伯是娘和爸爸生平最好的朋友“。但当陈衡哲知道时，依旧痛苦的几近麻木。

　　或许二人最终都将心底的那些情愫放了下来，以最好的友情来相处。此后，三人一直保持着纯洁温暖的友情，胡适也常常去他们二人家里做客闲聊，陈衡哲本人也将胡适与她夫妇二人的关系称为“进监狱街”的友谊。也许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最好的不过，这总比相恨相杀相忘于江湖更慰人心。
 

　　杨绛在文章里曾记述了她与陈衡哲之间的一个秘密，两人单独在一起吃“便饭”，期间陈几次欲言又止，又忍不住要说，最后她问杨绛能不能保守秘密，连钱钟书也不能告诉，杨绛答应了，于是陈衡哲便告诉她一件事。这个秘密杨绛一直藏在心里，谁都没有说过，后来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中说：“事隔多年，很自然地由埋没而淡忘了。我记住的，只是她和我对坐吃饭密谈，且谈且笑的情景。”杨绛说“淡忘”大概是为尊者讳，陈衡哲说的那个“秘密”很有可能是陈与胡适之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