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裕藻

　　青少年时期的马裕藻，因父亲马海曙事业有成，延请浙江杭县叶瀚在家中设馆，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学传统经典，有幸受业于这位近代教育先驱、维新人物、著名学者，接受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启蒙教育。

　　1898年，马裕藻、陈德馨夫妇到上海，结识了浙江籍的革新派人物蔡元培、章太炎、张元济、陶成章、夏曾佑、吴敬恒等人，其中蔡元培、章太炎对马裕藻一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马裕藻的一生，无论是思想学术上继承还是创新，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世，都有蔡元培、章太炎二人的深刻烙印。

　　1901年，张元济创建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主持编译所工作，邀请蔡元培为所长，蔡元培对比他小10岁的马裕藻十分赏识，遂聘他为编译所编辑主任。这是马裕藻走出旧书斋，投身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

　　1902年，马裕藻在上海参加了蔡元培与张元济创办的鼓吹改良维新的《外交报》的编辑工作，同时介绍弟弟马衡、马鉴等从宁波老家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

　　同年4月15日，蔡元培等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选为会长。中国教育学会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拟集合力量，编订教科书。马裕藻积极参加中国教育会的活动。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企图长期霸占东北，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拒俄运动爆发。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广大群众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俄国和清廷，在社会上公开宣传革命，成立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操练，马裕藻参加了义勇队。1904年11月，统一浙东各派的革命组织“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马裕藻和陶成章、徐锡麟、鲁迅、许寿裳、柳亚子等人纷纷加入。

　　1905年，浙江公费选派一百名学生留学日本，专攻师范，俗称“百名师范”。马裕藻夫妇双双入选，东渡日本。马裕藻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

　　1913年5月，马裕藻在“读音统一会”上率先提出《注音字母》方案获得大会通过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开始了他与北大的一生情缘。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进北大。此时，马裕藻已经在北京大学工作三年多了。据周作人回忆：“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

　　马裕藻进北大后，努力营造“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氛围。有学者回忆，“每逢一学年的开始，马裕藻常常坐着黄包车，奔走于各派之间，一面联络旧交，一面网罗新进，折衷感动新旧之间，谦虚态度令人动容。”实际上，马裕藻是秉持了中国古代“君子和而不同”的观点，这也是他后来十分认同蔡元培的治校理念的内在原因。

　　蔡元培主政北大后公开表示：“我对于各家之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并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发刊词”）

　　对于蔡元培改革当时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北京大学，北大教授反应不一，较为守旧的黄侃最主张余杭派独大，马裕藻、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则毅然站在蔡元培一边，从而使蔡元培的新主张对北大当时的教育改革和学术氛围产生了巨大影响。

　　1915年冬，北大成立首届评议会，校长胡仁源为评议会议长。蔡元培主政后，为实行北大改革，进一步把北京大学评议会作为推动“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办学理念和治校体制的重要组织措施。当时，北大有四个机构负责管理校务，他们是负责立法的评议会，负责行政的行政会，负责教务的教务会和负责总务的总务处，其中，评议会的权力最大。

　　于是，按照新的《北大评议会章程》，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蔡元培校长为当然评议长，评议员由全体教授于每年第四季度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马裕藻自1918年10月首次当选，至1926年，连续八年担任校评议员，在文科教授中，绝无仅有。

　　作为资深的校评议会成员，马裕藻直接参与了北大各种政策、章程的制定乃至学科的废立，推动了北大评议会在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中积极发挥作用，鼎力支持了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洪流中，以北大为舞台掀起的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经过改革，北京大学“学风丕振，声誉日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并成为全国高等学府之翘楚。

　　1919年5月4日，著名的“五四运动”发生。北京大学学生因当局对山东问题丧权辱国，从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集结出发走上街头，和其它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一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集会于天安门，同时往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示威。驻日公使章宗祥适在，受学生痛打。当局命军警镇压，北大学生30余人遭逮捕。当天晚上，北京十四所学校校长，营救被捕学生，要求保释不允。蔡元培亲到警察厅交涉，愿以一人抵罪。当时的军阀当权派是段祺瑞。他主张严办学生，解散北京大学，更换各校校长，并扬言说要调廊房驻军某旅进京来镇压学生运动。蔡元培知事不可为，遂决意辞职。

　　北大教授会和评议会于1919年5月9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一致决议挽留蔡元培，并推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八人为代表，赴教育部请愿。马裕藻当时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在争取挽留蔡元培校长，维护北京大学正常秩序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19年6月22日，教育部不得不派官员与汤尔和、马裕藻等北京大学师生代表赴浙江杭州，隆重迎接蔡元培回京复任。在这场闻名中外的伟大运动中，马裕藻与众多北大师生的爱国行动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1920年，马裕藻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任期14年。在职期间，马裕藻为国文系教授的聘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吴虞、鲁迅等名师都为马裕藻所聘任。除此之外，马裕藻还致力于弥合鲁迅与钱玄同、沈尹默和胡适、胡适与刘半农等之间的成见，调解新旧两派的关系。

　　1921年12月，北大成立全校性的研究所，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有关院系牵头分门筹设，其中以国学门进展最快，培养了郑天挺、容庚、罗庸、商承祚、魏建功等一批卓然成家的优秀研究生。

　　马裕藻对国学有精深的研究，学识渊博，且专于文字、音韵和训诂学，先后讲授国文预科、国学概要、中国古籍校读法、文字学等课程，著有《经史学目录》、《声韵概要》等著作。

　　1924年2月，杨荫榆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由于杨荫榆曾留学美国，把西方教会办女校的一些高压作风搬到女师大。8月，鲁迅退回了该校的聘书。

　　杨荫榆的高压校规受到许广平、刘和珍等进步学生的反抗，她们毅然赴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1925年5月9日，杨荫榆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六个学生自治会员。

　　这件事引起了兼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等教授的强烈反对，为了声援女师大同学反对旧的专制思想的正义斗争，以马裕藻为首，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七位教授联名签署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京报》。许广平在她所保存的这一宣言的铅印件旁写有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

　　1925年8月6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1925年8月18日，北大评议会随即做出决议：章士钊为教育界罪人，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1925年8月22日，马裕藻等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评议会布告》，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迫于北大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撤走进驻女师大的警察，并免去了杨荫榆女师大校长的职务。11月，章士钊被迫辞职，女师大学生返回学校。马裕藻等北大评议会成员与专制官僚势力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1926年3月18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为抗议当局卖国的对日外交，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段祺瑞当局请愿，遭军警弹压，死伤2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1925年3月21日，马裕藻所在的北大评议会发表宣言，严正指出：“三月十八日的请愿，绝非一党一系的群众运动，而确为一种国民的运动。”1925年4月9日《京报》披露，北京临时执政府继通缉李大钊等人外，又发布第二批通缉48人的名单，其中有马裕藻和鲁迅。

　　1932年12月29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同盟宗旨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援助与保护进步人士，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

　　1933年1月31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马裕藻和胡适、成舍我、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叔永、蒋梦麟、李济之共9人为执行委员。

　　1934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逮捕了爱国人士许德珩、侯外庐、范文澜等。马裕藻、沈兼士和许寿裳等人，不顾个人安危，联名上书，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上述人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教育界开始陆续向南方撤离，学术界人士纷纷南下，各高校也陆续南迁。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周作人、马裕藻、孟森、冯祖荀等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

　　此时，马裕藻和孟森、冯祖荀为保持士不可辱的民族气节，拒不为日伪办事，也不再回被日伪控制的北大讲课。周作人却相反，北平一陷入日寇魔爪他即露变节投敌之端倪。就在周作人当汉奸的前一天，马裕藻还向他说，决不要给日本人作事，周作人也答应一定不作，但第二天报纸就发表了对他的任命。

　　期间，日寇数次命周作人去请马裕藻出山任教，马裕藻义正辞严，断然拒绝为日寇效命。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马泰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此言一出，说明马裕藻心意已决，随时准备慨然面对日寇的酷刑。

　　1945年4月，马裕藻满怀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对北京大学的深情，对教育事业的眷念，走完了他67年的人生历程。1946年，马裕藻全部藏书21000余册由北大图书馆收购。
 

　　马衡是马裕藻的四弟，1917年，经马裕藻推荐，先在国史编纂处任征集员，1920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史学系讲师。1922年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史学系教授兼国学门导师、考古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要致力于金石学研究，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者和奠基者之一。1923年至1929年，任北大图书馆古物美术部主任。1929年至1931年，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开展了一系列馆务整顿工作，为20世纪30年代北大图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图书馆奠定了基础。
 

　　马裕藻与鲁迅自1906年在日本共同师从太炎先生后就成了莫逆之交，一生挚友。这是因为二人同是光复会会员，同在日本留学，同为章门弟子，同样以文化教育报国为己任，共同与黑暗反动势力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一生都与北大有着不解之缘。

　　蔡元培决定聘请鲁迅进北大讲课后，刚担任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亲自将聘书送到鲁迅家中。1920年8月6日，鲁迅在日记里记述：“六日晴。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当时北京大学聘任鲁迅为国文系讲师的聘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1923年后又被增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按当时北大规定，在政府部门兼职的教员只能受聘为讲师而不得任教授。当年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故在北大就不能像他二弟周作人一样被聘为教授。但从校长蔡元培到国文系主任马幼渔均十分器重鲁迅，同时，这也是马裕藻和鲁迅在北京大学共事的开始。

　　鲁迅在北大任教时，马裕藻是他最亲近的同事之一。据统计，《鲁迅日记》提及马裕藻及其家人的地方就有近200处，可见交往之密切。

　　特别是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后，于1929年和1932年两次从上海返京省亲，看望母亲时，相访最多的就有马裕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