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

陈垣

　　陈垣，出身药商家庭。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奋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

　　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1948年3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陈垣

　　陈垣先生先后结婚两次，有子女十一人，其中长子陈乐素先生（1902-1990），也是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学界二陈之说由来已久。若就籍贯而论，陈寅恪是江西修水，在北，陈垣是广东新会，在南。之所以反而称陈寅恪为南陈，陈垣为北陈，是因为抗日战争以后，陈寅恪除去1946年10月至1948年12月间一度重返清华园外，长期避地南方；陈垣则始终居留北方。

　　二陈同为中国新史学的巨擘，二陈是1926年定交的。初晤长达三个半小时，应该说是两心相契的。

　　自初晤后，二陈保持着极其亲密的学术交往和私人友谊。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陈寅恪向陈垣介绍过钢和泰、伯希和等西方著名的汉学家；推荐过吴世昌、汤涤等弟子、友人或同事。从陈寅恪径请陈垣代查史料，陈垣一再向陈寅恪索序，可以推断二陈私交之亲近融洽。

　　二陈在学术上的切磋砥砺，更是史坛的一段佳话。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题写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十个大字，而他始终也在坚持知识分子的自由与良知。面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陈寅恪显然不属於三叉路口的任何一类知识分子，他依旧傲然保持着自己所崇尚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对迫使知识分子放棄自我的思想改造运动，他从一开始就是反感和抵制的。陈垣与陈寅恪分别视毛泽东为圣人与教主，姑且不论二陈见解的是与非，他们在心态上对领袖人物的自由独立度还是区别明显的。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陈垣（右）

　　总体评价

　　走过北京师范大学东门，有一座大厦，叫励耘学苑。“励耘”二字取自北师大原校长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

　　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期，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上世纪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他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一生从事教学74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任大学校长46年，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桃李满天下。他对教学极端负责，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不少新课程，沿用至今。

　　他是一位在政治上与时俱进的人物，青年时代就投身反清斗争，一生与时俱进，1959年，以79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学界评价

　　《元西域人华化考》公开发表之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

　　1922年胡适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1933年4月15日，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

　　陈寅恪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又说：“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

　　傅斯年说：“幸中国遗训不绝，经典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陈垣）鹰扬河朔于后。”

　　黄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指陈垣），闻者无异辞。”

　　黄现璠回忆说：“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对于陈垣先生推崇备至。”

　　孙楷第和余嘉锡、王重民等人议论时贤，“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在大家径庭，多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而鲜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后者惟陈垣足以当之。”

　　《陈垣先生遗墨》（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使我懂得了胡三省隐藏在《通鉴》注释背后的爱国情怀，感到史学研究如开矿，深入地表后，才能有创获；读《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知道了禅林深处的政治风云，那些披着袈裟的抗清志士的史迹，经陈垣先生钩沉抉微，再现人世，令我辈感奋者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