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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文化和日本、中国文化的历史交流

非我族类 2017-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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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三国时代
  朝鲜半岛和日本、中国很早就有文化交流,在百济时期也不例外。当时的百济和日本、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还是以佛教为主,所以许多和佛教相关的工匠、工艺品都通过各种途径传入百济,并影响百济文化的发展。
  在近肖古王的统治时期,百济的疆土包括西朝鲜半岛(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绝大部分。
  当时由于与倭国(日本)统治者持续的亲善关系,百济得到了日本的物资和军事援助。也是在这个时期,大量的日本皇族和学者来到百济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这样的例子包括在奈良(部份学者认为是以百济词“王国”命名的城市)由百济移民设计和建造的两个奇观,宝塔和木结构寺庙法隆寺。许多百济王族和贵族成员与日本皇族通婚也是被广泛承认的,即使是明仁天皇也承认这个事实。据《续日本纪》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是武宁王的嫡系子孙,而明仁天皇是桓武天皇的后代。
  在那个时期以后,百济在高句丽持续的南向军事威胁下撤退,公元475年,首都被高句丽的侵略军所蹂躏。这次入侵后,百济迁都熊津(韩国忠清南道的公州),与新罗签订对抗高句丽的军事合作条约。
  百济的疆土包括今天韩国的忠清道和全罗道。这是百济熊津时期的核心地域。
  辽西郡、晋平郡(二郡位于柳城、北平之间,即辽河以西、北京以北)是南朝史书记载百济在中国建立的。自公元350年(东晋永和六年、百济近肖古王五年)至490年(北魏太和十四年、百济东城王十二年)间,设立建制,有效地进行治理。而大同江上的平壤城在同一时期被百济有效控制,并可能成为地区海运的中心。并在今日日本大阪设置有百济郡(摄津国百济郡)。
  4世纪全盛时期,近肖古王合并马韩,攻击平壤城,打进了辽西、河北、日本本州,5世纪萎缩期,被高句丽攻击失去了汉江流域,迁都到熊津(今忠南公州市),6世纪中兴期,武宁王分配了22个担鲁,圣王迁都到泗比(今忠南扶余郡),国号临时改称为南夫余,一时恢复了汉江流域。
  公元538年,圣王移都泗沘(的扶余郡),并重新巩固了王权,把他的王国重建为一个强大的政权。从那时起,改国号为南扶余(因为百济将扶余国当成他们的发源地)。
  泗沘时代正值百济文化的全盛期,以及佛教的发展期,佛教、工匠、工艺品和皇族习俗一同传入了日本。
  百济将许多中国文化融入到自身的文化艺术中。佛教在百济的文化中有很强的影响。与高句丽和新罗不同,百济的佛像总是带着微笑,散发着温暖的气氛。百济同时也受到道教的影响。 541年,南梁曾派技工到百济使中国文化在百济泗沘时期得到提高。
  武宁王的陵墓,尽管按着中国拼镶砖墓的形式建造并受到中国进口物品的影响,也包括了许多百济传统的随葬物品,如金制冠饰,金制耳饰。墓室习惯也按照百济独特的传统。这个陵墓被认为是熊津时代的代表性墓葬。
  从扶余郡百济王陵园的古代佛教寺庙出土的豪华的金铜大香炉被认为是百济文化的精髓,鲜明地展示了百济成就的巅峰。百济文化的创造力和卓越可以从香炉的顶部纹饰上的精巧和优雅的莲花造型,辉煌和美丽的砖的图案,陶器风格的流畅线条的魅力,和流畅和优雅的碑文书法看出。佛像上微笑的佛的面庞,华丽却优雅的百济宝塔显示了这种创造力与佛教的关联。
  公元七世纪中叶,随着新罗在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影响力的增长,百济开始失去了他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最终,公元660年,唐高宗苏定方联合新罗渡海发动了对百济的攻击,百济首都泗沘最终被攻陷。整个战争持续不到10天。唐派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其却意外地死亡。中文资料中记载唐朝派兵10万,朝鲜记载为13万。
  百济遗臣鬼室福信致书日本,拥戴故百济王送予日本作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为王,并要求日本派出援军支援百济复国。在鬼室福信以及日本援军的努力下,一度收复数个郡县。然而鬼室福信功高震主,在执得的谗言下,怀疑福信有意谋反,将之处死。新罗得知百济王斩己良将,和唐刘仁轨协商,在白江口之役破日本援军,百济平。
  公元672年,新罗败盟违约反唐,吞并百济故土。百济王族禅广(善光)留日本,其孙子在日本传百济王统。
关键词: 百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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