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晚年和斯大林关系为何急剧恶化 列宁的“绝交信”是怎么回事
非我族类 2017-06-23
列宁
列宁不安的三件事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作为一个实际工作者，由于办事干练，意志坚强，给列宁的印象是不错的。所以在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当选党的总书记。总书记在当时还不等于党的第一把手，不过，拥有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偏偏在此期间有三件事处理失当，引起列宁的不安。一件是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大林为此提出“自治化”方案，列宁否定了这一方案。第二件事是格鲁吉亚的领导人坚决反对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为此受到斯大林等的打击迫害，列宁在表示支持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批评斯大林的做法。第三件事是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党内多数领导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
列宁生病后，斯大林对病情极为关注，看医学书籍，找医生打听情况。据说，正是斯大林最早作出“列宁完蛋了”的结论。也许因为有这个准备，他对列宁的某些主张采取了阳奉阴违甚至直接顶撞的态度。在9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给加米涅夫的便条上就民族问题写道：“我看，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列宁)。”这种情况过去是罕见的！
列宁夫人遭斯大林辱骂
1922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削弱外贸垄断的决议。列宁获悉后非常不安，要求暂缓执行决定，待下次全会再议。
这以后，列宁一方面做各中央委员的工作，另一方面，接连写信给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请他在全会上捍卫共同的立场。经过工作，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列宁的主张已经得到多数的赞同。列宁对此自然非常高兴，经医生许可于1922年12月21日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短信：
“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为此要通过一项提案，即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对外贸易和改进对外贸易的措施问题。这件事要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宣布。我希望您不会表示异议，也不会拒绝向党团作报告。”
信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笔录的。她还写了一个附言：“列夫·达维多维奇：费尔斯特教授今天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信件，因此他向我口授了下面这封信给您。”
此事被斯大林知道了，于是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对她破口大骂，并以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相威胁。据列宁妹妹玛丽亚说：“斯大林叫她(克鲁普斯卡娅)接电话，用相当尖锐的口气指示她，不要同弗·伊(列宁)谈论各种事务，否则他会把她告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克鲁普斯卡娅对这次谈话极为激动：她完全变了个样，嚎啕痛哭，在地上打滚等。”
克鲁普斯卡娅不敢向病中的列宁倾诉，只好向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求助。12月23日，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
现在我向您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提出请求，因为你们是弗·伊最亲密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此前，列宁于12月15日深夜病情突然恶化，所以1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让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医疗制度，但并无明文规定。12月24日，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三人通过具体决定：
1、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具有通信的性质，列宁也不应指望答复。禁止会见。
2、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应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情，以免提供引起他思索和激动的材料。
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列宁强烈要求允许他每天口授一些东西，否则他就拒绝治疗。另一方面，发生了斯大林同克鲁普斯卡娅的冲突。而列宁在23日实际上已经开始口授他给代表大会的信，并且斯大林当天就看到了此信。他们知道，禁也禁不住。
绝密文件的泄密
列宁在23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之后，记录此信的助理秘书沃洛季切娃问秘书福季耶娃如何处理。后者回答送交斯大林。沃洛季切娃把信亲手交给了斯大林，斯看完信后，让沃洛季切娃烧掉。她当场执行了命令。不过在列宁那里还保留了四份同样的文件。
次日沃洛季切娃到列宁处。列宁对她说：“沃洛季切娃同志，昨天完全忘记告诉您了，所有我已经向您口授的和今天要向您口授的东西，都是绝密的。对中央委员们也是绝密的。”
沃洛季切娃听后惊慌得铅笔都掉了，几乎想向列宁坦白，斯大林已经看到信了。但她及时想起克鲁普斯卡娅的严格吩咐——— 不要用任何小事让列宁激动，就什么也没说。
列宁继续口授。然后指示：原稿立即销毁。打印五份。一份给我，装订在专门的卷宗里，一份放在秘书处(严格保密！)另外三份放在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处。这几份放在信封里，用火漆封口并写上：只许列宁开拆，而他死后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然而，斯大林还是通过福季耶娃看到了列宁在12 月29日以前口授的全部信件的内容。知道的还有另一些政治局委员。
格鲁吉亚事件
列宁早在1922年10月就批评了斯大林的 “自治化方案”，表示 “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12月底，值苏联正式成立之际，列宁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不仅批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且要求处分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和斯大林。
由于处于“隔离”状态，1923年1月列宁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进行格鲁吉亚问题的调查，并要求他们写出报告，供他在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上使用。1月23 日，列宁叫福季耶娃去索取格鲁吉亚事件委员会的材料。
5天后斯大林给福季耶娃去电话，声明不经政治局同意不能提交材料。然而列宁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政治局只好同意提供材料。斯大林提出辞去监督列宁的医疗制度的全权，以示不满。
然而这时候，列宁显然已经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了。3月初，列宁眼看自己无法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于是采取补救措施。3月5日列宁致信托洛茨基说：“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
3月6日，列宁又给受迫害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写信，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列宁写下了这封“绝交信”，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
斯大林的“道歉”
列宁是什么时候获悉斯大林辱骂克鲁普斯卡娅一事的，是谁告诉他的，无明确的历史记载。估计1923年2-3月的可能性较大。最有可能把此事告诉列宁的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因为除秘书外，只有这两人知道此事。这就导致了列宁在3月5日口授给斯大林的上述短信。
信是由助理秘书沃洛季切娃记录的。当她在隔壁房间解译速记并打印的时候，列宁妹妹玛丽亚进来问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状况不好，他向您口授了什么?她从惊慌不安的沃洛季切娃那里拿过信来。这时进来的克鲁普斯卡娅也读了这封信。克鲁普斯卡娅把信压下，说由她自己去同斯大林谈谈，让他道歉。
3月7日上午，沃洛季切娃告诉克鲁普斯卡娅，不能再拖了，信必须交给斯大林，因为列宁在等回信。克鲁普斯卡娅这才同意把信送出。信由沃洛季切娃送达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写了回信，全文如下：
列宁同志：
大约五个星期前我同娜·康斯坦丁诺夫娜谈过一次话，在我看来，她不仅是您的妻子，而且也是我在党内的一位老同志，当时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了大致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拿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
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及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因为除了愿您尽早康复之外，我别无他求。此外，我把监督制度的执行视为自己的职责。我同娜·康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
约·斯大林
这不像一封真诚的道歉信，并且行文也颇不礼貌。列宁给斯大林的信中两次使用了敬语，而斯大林的回信中连一句敬语都没有。加米涅夫于3月7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的复信十分无奈地、酸溜溜地表示歉意，老头子未必会满意。”幸好，这封信没有送达列宁，据说是因为列宁病倒了。否则，这封信很可能起催命符的作用。
关于此事的经过，后来苏联作家贝克采访过玛·阿·沃洛季切娃。沃洛季切娃说：
我亲手转交了信件，请斯大林给列宁回信，因为他等待回复并焦急不安。斯大林当着我的面，站着读完信，面色平静。沉思了一下，缓慢，清晰，逐字地说：“这不是列宁说的，这是他的疾病说的话。”
他继续说：“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我是斯大林。如果我的妻子是党员，做得不对，受到惩罚，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干涉此事。而克鲁普斯卡娅是党员。不过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我准备为粗暴行为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
实际上，这涉及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斯大林要求放松外贸垄断，列宁坚决反对，最后列宁的主张取得了胜利。为此，列宁在得到医生允许的情况下给托洛茨基去信，要求他不要停顿，继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把自己的全部怒气撒到笔录者克鲁普斯卡娅身上，显然是发泄一种不满。
而列宁的感受是他的政治行为受到干涉，他遭到封锁，因为病中的列宁一直是通过书写或口授信件同外界保持联系和交换意见的，而在这中间克鲁普斯卡娅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斯大林长期保存着列宁的这封信和自己的答复。在以后的苏联共产党党内斗争中，曾经多次提及列宁的这封“绝交信”。例如，1926年在中央联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提出了这一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不是直接引用斯大林的 “道歉信”，而是引用列宁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给全会主席团的信，说 “斯大林道了歉”。
不难想象，如果直接展示这封“道歉信”，斯大林大概很难继续扮演“列宁的忠实学生”的角色了。
最后三封信所涉及的问题使列宁不安和激动，1923年3月6日深夜，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