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举制度的发展史 日本为什么弃用科举制？
山南慕北 2016-03-31
科举制度
日本科举制度的发展史
奈良时代
日本奈良时代仿照当时唐朝的科举制度举办贡举，以巩固天皇制为目的。大宝元年（701年）的《大宝令》颁布，贡举制度得以确立，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和医、针二科，在这之中，秀才科最为受瞩目。。至养老二年，《养老律令》颁布，明确规定以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的贡举制。
贡举考试由掌管考察和任命官吏之职的式部省直接主持，每年一度，在十月、十一月间进行。考试的学生分为贡人和举人两种，由地方诸国贡送来参加科考的学生称为贡人，依据天皇临时制举（依临时需要而特别招收人才）或由大学寮经过寮试而来参加科考的学生称为举人。来自大学寮的举人不仅要通过国学的考试，还要经地方长官的推荐。考试内容大致同于唐朝科举各科。明经科考试“试《周礼》、《左传》、《礼记》、《毛诗》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在总计为十条的考试中，通十为上上，通八以上为上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进士科考试“试时务策二条”和帖读（七帖从《文选上秩》中选，三帖从《尔雅》中选）。帖策全通者为甲，两策通及帖读答对六帖者为乙，以外皆为不第。明法科考试与唐朝完全相同，内容为“试律令十条”，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通七以下为不第。
按照“选叙令”的规定，要在考试合格者中选拔人才叙位任官。其中以秀才科最高，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依次递减。总之，日本的贡举在考试项目、评审标准、等第区分和及第授阶方面都主要仿自唐朝。唐制考试内容较日制为难，录取标准也比日制高，但日本更重视贡举出身者。
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仍然实行贡举制，弘仁十一年制定的《弘仁式》，尤为注重秀才、进士二科，取文章生最为优秀的两名称之为“秀才生”，因此只有大学寮中最为优秀的学生才会被推荐应秀才科试。秀才科延续到平安时代末期，而且一直为士人所崇尚。 然而，日本实施科举的时代，正处于贵族势力上升的时期。具有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度与贵族传统存在巨大冲突，因而难以在日本生根。自大宝令公布，实施贡举后的一百年内，较受重视的秀才、明经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数十个。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进士科已经废绝，科举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并且也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和世袭化。
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除了文章试之外的诸科都已没落。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且不及第者可以改判及第，科举制至此已完全异化。1177年，大学寮被大火焚毁，之后再未重建，贡举制度亦废除。
江户时代的学问吟味
江户时代虽然已经废除贡举制度，但到后期有一种形式及内容近似科举的人才考核制度，称为学问吟味，具备了与科举考试相互一致的内涵，因此被称为“江户版的科举制度”。当时日本把朱子学视为“正学”，也把它作为学问吟味的主要考核范围，这是以德川幕府征夷大将军的旗本、御家人子弟为对象，三年举行一次的学术考试。以幕府臣僚的培养机构昌平坂学问所（昌平校）的教授为考官，范围包括四书五经或《孝经》一类儒家典籍，实际上可参加的对象为全国所有学习朱子学的人，并不限于昌平校的朱子学者，因此学问吟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日本人才选拔的等级制度。
学问吟味与前代贡举制及其他地区科举制最大的差异在于其考试结果并非与“叙位任官”有直接关系，较接近一种种褒奖名誉的方式。
日本为什么弃用科举制
到了明朝，科举制不再为日本研习，因为这项制度自诞生以来，就没有解决好两个难题，或者说，根本解决不了两个难题，在明朝愈发无解。
后人在总结科举制死亡的原因时，多指这种考试制度日益僵化而走向末路，没错，这是科举制死亡的一个元素，但不是全部。
科举制死亡的致命原因，不在于后天，而在先天，考题的僵化是死亡的前兆，先天缺陷的不治才是必死深刻原因。
以“完善的文官制度”而言，中国虽然首创科举制，但这只是解决了普通官员选拔问题，“最大的官”和“主考官”问题并没有解决。
在“最大的官”——皇帝天马行空的情况下，科举考试左右不了特权皇族的沉浮，而保证的只是平民阶层入仕的相对公平。
科举制比起没有“准考证”、公平竞争形式都没有的贵族政治世袭制来，是进步，所以能在中国延续1300余年寿命，但在“强盗”（明唐甄《潜书》语：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贼也）主考的情况下，它毕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最大公平。
中国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官僚政治在没有比较、没有制度竞争的情况下延续了千年，但是，世界迈向近代，宪政问世，此政不进反退，顿现颓势。
明中国中后期，封建官僚制度的两大不治之症——“守旧”与“腐败”愈演愈烈，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权力与其地位成正比，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官员只能墨守成规而不敢有任何逾越；同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当然更不愿做任何革新。
所以，保守就成为封建官僚克服不了的共性。
十七世纪，当西方文艺复兴开花结果之时，东方华夏王朝却再次被“鞑虏”征服，入关的女真奴隶主对没落的封建官僚政治备感新鲜，一头扎进去无法自拔。
“鞑虏”入住中原二百年后，西方坚船利炮和宪政一起敲开了东方大门，让东洋诸国见识了“洋才”的不凡——“首相”是第一要“选”的官，主考官是议会和选民。
宪政制度下的官员真正是“权为民所系”，其执政水平和行政效率当然要高出封建官僚许多，相形之下，东方官政的生命力，已到了垂暮之年，宪政取代官正，已是大势所趋。
关于近代政治大趋势，在东洋国中，日本比中国拿捏得准，1840年，代表东方文明的清国与代表西洋新文明的英国交手，清国完败，洞察一切，善于学习的日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们由此认清“汉才不敌洋才”事实，并从中发现，“洋人”发明的宪政是个好东西。
于是，日本的知识武士精英，一边加剧对旧政中国鄙夷，一边为本国的政治另寻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