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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町时代儒学文化、佛教文化以及天主教文化

非我族类 201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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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国的儒家文化曾在日本一度非常兴盛,但佛教文化似乎更有市场,从飞鸟时代开始,佛教文化就在日本大受礼遇。室町时代晚期,日本和西班牙开始有了贸易往来,天主教也开始传入日本,并且迅速传播开来,对日本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
  朱子学
  室町文化是日本国内诸种文化融汇而成。在这一时代,文化气象日新月异,在传统公家文化的基础上,武家文化独树一帜。此外,国人、农民乃至町众地位日益上升,由此而催生出了丰富多彩的庶民文化。
  后醍醐天皇在做皇太子的时候,就喜好钻研佛教与儒学。在玄惠法印进入宫廷讲授儒学之后,实际上已经开始传授重义理的朱子学。后醍醐天皇对朱子学的看重是有其长远政治目的的,他希冀以朱子学的名分论为号召,鼓动更多公卿、武士起而勤王,趁幕府衰弱之际,夺回已失去的权利。后醍醐天皇不仅在宫中宣扬朱子学,而且利用儒学讲坛作为掩护,纠合亲信秘密进行倒幕的组织准备。所以说,日本历史上的“建武中兴”与朱子学有着密切关系。
  北畠亲房是忠于南朝的重臣。他在后醍醐天皇病逝后的1339年写成了《神皇正统记》,其根本意图在于说明南朝统治的正统性。他在书中写道,日本的皇统连绵是日本乃神国的体现,皇室正统的来源在于其祖先就是神。书中“以有德者继承为正统”的观点,也是受别国思想影响的结果。
  参与足利尊氏施政性纲领《建武式目》制订的人,有原镰仓幕府的“平定众”是圆、真惠,奉行太田七郎左卫门、明石民部大夫行连、布施彦三郎入道,儒学者日野藤范、玄惠法师等。《建武式目》主要内容有禁奢侈、行俭约、镇暴行、止贿赂以及选贤者任官等等,显然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
  五山文学
  自从平安时代以公卿为中心的儒学式微以后,代之而起的就是以五山禅僧为中心的禅林儒学。因佛教经典都是以汉文书写,所以汉学乃成为僧侣的必修课程。然而这一时期的汉学,乃是以探讨性理之学的宋学为主。禅僧兼学宋学,除了传播禅宗的需要外,还出自禅宗内部生活的日常需要。禅林的日用文书多用汉字“骈文”体。这种骈俪体的四六文,经常要引经据典,除引用禅宗语录外,还引用大量儒典、诸子百家乃至中国文学作品。要应付五山的日常生活,禅僧不仅要学会写四六骈文,还要熟记许多经典。因此,五山汉文学空前兴隆。当时五山禅林颇与中国相似,尤崇尚华风生活,其所撰的诗文也有与元明文人并驾齐驱者。
  北山文化的象征是足利义满建于京都的金阁,它所体现的是传统的公家文化与禅宗文化的两相兼容。同时,它又受到来自明朝的深刻影响。在这种文化中,既包含当时将军、守护等上层阶级的趋向,也反映了从前代开始同大陆有着密切交流的临济宗受到幕府的保护,被将军家确立为“五山之制”而日渐隆盛的史实。
  东山文化的象征是足利义政在京都左京区建造的银阁。银阁系两层建筑,下层为书造,上层为唐风楼。东山文化继承了北山文化的传统,但较之北山文化的华丽色彩,它更尊重风雅处世的精神,追求枯淡幽玄之境界。
  天主教的传播
  葡萄牙人开拓的对日贸易,也为西方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契机。1549年8月15日,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搭乘商船在鹿儿岛登陆,这预示着一场外来文明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继沙勿略后,天主教传教士络绎而至,他们以贸易为诱饵,劝说大名接受洗礼,从而获得在大名领域内传教的权利。日本的天主教信徒,不单是大名和武士,包括商人、农民、渔民等广大阶层。天主教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广,令人惊讶,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战国大名利用天主教加强经济和政治实力;传教方式日本化;广泛兴办社会慈善事业;顺应民心;耶稣会的主观努力。除此以外,文艺复兴后欧洲创造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等先进文明,在16世纪以后形成一股难以阻挡的潮流。
  凡在这一时期从西方传入的文化,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是物质还是精神,都被称为“南蛮文化”。主要包括宗教思想、伦理道德、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等等。
  在宗教思想上,天主教信奉唯一的上帝,反对偶像崇拜和祖先信仰,主张神权高于君权。因此,这种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意味着将会动摇日本人的宗教信仰。
  在伦理道德上,天主教主张男女平等、个人自由、一夫一妻,重视贞操反对淫乱。因此日本国内的许多现象均遭到天主教的指责和攻击。
  天主教出于传教的目的,将天文学、地理学、历算、测量学等科学知识传入日本,使日本人大大开阔了眼界。
  另外,天主教传教士还在日本各地积极兴办教会学校,给日本全民的文教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他们还把西方艺术引入日本,为日本的民族艺术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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