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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町时代日本禅宗文化的发展情况:五山制度的确立

非我族类 201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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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町时代,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儒学式微,而禅学儒学就在这时候发展起来,这主要还是因为武士阶级的支持。日本的五山禅学制度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而相应的,五山文学也在这时候发展起来了。究竟日本室町时代的禅宗文化发展情况如何呢?
  14世纪末到足利幕府掌权,日本社会进入相对的政治安定期。此为室町时代。新佛教运动的不断涌现,在此期间似乎沉寂下来。统治者有鉴于之前阶段的宗教动荡,开始着手整顿佛教。从寺院经济的状况来看,室町时代的佛教庄园经济已经规模不再,甚至多有崩溃,不再像以往那样威势逼人。
  各个宗派的发展状况:武士阶级所支持的临济禅开始发展壮大——从中国学习来的五山制度已经确立。在鎌仓和京都都有禅宗的五山。鎌仓的五山以建长寺和圆觉寺为中心,京都方面则是南禅寺。梦窗疏石(1275-1351)是日本五山制度的奠基者。五山制度,原型在中国。形成于中国南宋时,全称为“五山十刹”。
  【最初出现于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以官家命令要求江南佛教统一为禅教。及至南宋偏安江南,禅寺进一步大头。宋宁宗时,皇帝颁布诏令禅院等级正式确立。五山有兴圣万寿禅寺(浙江杭县径山)、景福灵隐寺(浙江杭县灵隐山)、净慈寺(浙江杭县南屏山)、景德寺(浙江鄞县天童山)、广利寺(浙江鄞县阿育王山)。十刹指中天竺山天宁万寿永祚寺(浙江杭县)、道场山护圣万寿寺(浙江吴兴)、蒋山太平兴国寺(又称灵谷寺,江苏南京)、万寿山报恩光孝寺(江苏吴县)、雪窦山资圣寺(浙江鄞县)、江心山龙翔寺(又称江心寺,浙江永嘉)、雪峰山崇圣寺(福建闽侯)、云黄山宝林寺(浙江金华)、虎丘山云岩寺(江苏吴县)、天台山国清忠寺(浙江临海)。】
  日本的五山制度,主要指传入的日本的禅宗的寺院等级结构,各禅寺与其各支派在社会当中的僧团等级制度。
  【日本五山,亦称扶桑五山十刹。其初立于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机构整备。十刹制定较五山制度略晚。历应四年(1341),足利直义设定五山十刹。至德三年(1386)定南禅寺在五山之上,并于京都、镰仓各别设立五山十刹。京都五山,指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十刹则有:等持寺、临川寺、真如寺、安国寺、宝幢寺、普门院、广觉寺、妙光寺、大德寺、龙翔寺。五山十刹,仅指禅宗内部的寺院等级结构】
  禅入日本,不仅带去新的宗教派别,更带去了当时中国(明代)的文化艺术,比如汉诗和儒学。新的文化源流的引进,使得日本社会中的文化空气活跃起来。当时被称为五山文学。
  【五山文学,意即文化学术。始于一山一宁赴日(正安元年/1299)当时的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而至繁荣。一山一宁属临济宗,其禅教受北条、足利两氏之保护而建立大寺院。室町幕府时期共计270年(1334~1603)。这一期间,名僧赴日,日僧入宋,不绝于途。就中国诗歌言,先崇白居易,后改崇苏轼与黄庭坚;汉文文体则弃六朝骈丽而转尊古文若韩愈、柳宗元辈。宋代的道学与水墨画也在此期传入日本并产生影响。一山一宁门下有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严圆月、梦窗疏石,梦窗门下则有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古剑妙快等,活跃于日本南北朝时代(1333-1392)。室町时期(1392-1573)有惟肖得岩、江西龙派、太白真玄、心田清播等合称四绝。文学家则以瑞溪周凤之门下横川景三、景徐周麟、彦龙周兴及策彦周良等为著。又关于和训与抄物,继岐阳不二之后有桂庵玄树、文之玄昌、江西龙派、瑞溪周凤、桃源瑞仙、万里集九、笑云清三等甚为活跃。又因禅僧应各地之请而远离京都,四处讲经说法,遂奠定江户时代汉学勃兴之基础。】
  室町时期的禅宗文化,从建筑以金阁寺和银阁寺为代表。可以见到当时流行的是某种纤巧、细腻而敏锐的美学。作为绽放禅之花朵,也可以在绘画、庭院、茶道、花道等等都可以见到自然和质朴的艺术精神。禅文化当然不只是美学意义的,它也更具宗教精神超凡脱俗。临济宗的大德寺和妙心寺,在当时也以其严格的修行法,令整个日本为之称叹。佛教的发展,意味着禅的精神进一步向民间生活深入。日本禅的民间化,以一休学纯(1394-1481)作为代表。一休的禅属于大德寺一系。一休和尚,可不是我们中国从日本儿童电视剧上接受的那个形象。历史上的真实一休,是一位临济奇僧,其生期在1394~1481年间。法名宗纯,字一休。相传为日本后小松天皇的儿子。六岁出家,初于建仁寺习诗文,后至近江(滋贺县)坚田之华叟宗昙处参学,其开悟得其印可后,放旷自任,四处漫游,居止不定。其好咏狂歌,不拘威仪,又善书画,广交世间,随方宏法,其贡献在把禅院僧团的一种生活态度,引向民间大众。他81岁时成为临济宗大德寺的坐主,他把茶道引入大德寺,当时形成与其他禅寺不同的风格。
  从社会政治方面看,室町时代,是“下犯上”(犯上作乱)的时代。各国的守护大名权力膨胀,开始无视以往的中央权力。被称为“公家”的天皇,明显地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各地的农民和新的市民与商人(合称町民)为了自保,纷纷建立自己的武装。与此相仿,佛教寺院,尤其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寺庙,也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一些地区,例如北陆等地(今天的本州中北、东北部),农民们借助宗教的力量组织起来,以念佛为契机而结成佛教团体。因为是一地一区建立起来的,与本乡本土有更深的亲缘关系,涵盖了家族的、地缘的社会结构,席卷了整个地区的普通农民。这一广泛的民众基础,使其以宗教形式展现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有的地区(比如本州中部与北部),像真宗这样的佛教团体,甚至强大到可以驱地方官和豪族(守护和大名)的地步。在京都信奉法华教的日莲宗也强大到到可以揭竿而起,这样的社会政治运动,日本史上称作“一揆”运动,也就是“造反”或“起义”的意思。
  这各社会动荡当中,佛教各个宗派。都意图向民众中渗透传播,建立自己的组织结构。从教义发展看,它们都更进一步有意识地把外来的诸神祇,与各地方原来的原始宗教神灵,尽可能地结合起来,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相互融合,发展创造了日本特色的宗教文化。文化史上称为“神佛习合”(神,指神道)。这一社会宗教形态的发展,也把来自印度的、经过中国消化的密教仪式——加持啦、咒诵啦、手印啦等等都带入了民间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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