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苏联为何屠杀2万波兰精英

作者：吴伟

来源：《文史月刊》2010年第5期

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

引子:柏林发现了卡廷森林里的巨大坟墓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坟墓中的1万多具尸体，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

德国人的证据是两份材料。

两份材料

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坟墓后写出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于是当时在纳粹当局组织下完成的，因此它的可信性一度受到了怀疑。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性分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思。

卡廷森林:调查书

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对卡廷万人坑研究而作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1943年4月28日到4月30日，一个由欧洲大学的法医学主要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大学医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卡廷森林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科学调查。这些集体坟墓的发现，最近引起了德国官方的注意，促使德国卫生部长康蒂博士从欧洲不同国家邀请一批专家到卡廷现场观察，以便有助于澄清这一特别事件。委员会中的成员们亲自听取了几个苏联当地目击者的证言，他们和别人一起都肯定地说，在1940年三四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被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波兰军官在那里下了车，然后被运送犯人的卡车运到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委员会进一步考察了现场发现和由此推断出的事实，并调查了现场物证。据说，到1943年4月30日，982具尸体被发掘出来，其中大约70%的尸体已被辨别出身份。而在其他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只有在经过仔细地初步处理以后才能用来鉴定身份。在委员会到来之前，发掘出的尸体已全都被检查过，而且有大量的尸体被鲍茨教授(波兰布雷斯劳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和他的助手解剖过。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委员会成员亲自解剖了9具尸体，提出大量的特别选择的尸体进行检验。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大量尸体的手被同样的方法绑着，并且在一些尸体的身体和衣服上发现了四棱刺刀的伤痕。捆绑的方法和之前在卡廷森林发现的苏联公民尸体类似。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集体坟墓是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挖掘的，上层多是沙子，而在最低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下水。尸体毫无例外地面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坟墓四周的尸体明显排放得很整齐，而中间的尸体则比较混乱。根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发掘出的尸体的制服，尤其是纽扣、军衔标志、装饰物、靴子的式样等等，毫无疑问是波兰的。他们穿着冬天的衣服，经常能发现毛皮大衣、皮革外套、针织背心和典型的波兰军官的帽子。只有少数几具尸体是其他阶层的人物，有一具尸体是一个牧师。在检测衣服的同时也检测了饰物。尸体上没有发现手表或戒指，尽管从几本日记记载的确切日期和时间来看，主人把这些饰物保留到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三四月间。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最近的时间是一份苏联报纸上的1940年4月22日的日期。由于尸体在坟墓中位置不同而且彼此并排，它们腐烂的程度也不一样。根据奥尔索斯教授(布达佩斯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的经验，检查尸体头盖骨发生的变化对于确定死亡时间十分重要。这些变化包括已经腐化的头盖骨表层石灰质外壳的不同层面。这样的变化在埋葬时间少于三年的尸体上是观察不到的。但是这种变化在第526号尸体的头盖骨上却被明显地观察到了。这具尸体是在一个大坟墓的表层发现的。

第二份材料是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在与部分从苏联来的波兰人交谈后，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奥马雷列举了一些波兰人对卡廷事件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都对苏联不利，然后，他写道:

斯摩棱斯克离发现坟墓的地方20公里。它有两个火车站，在城里及其附近，从莫斯科通向华沙和从里加通向奥廖尔的两条铁路干线在此交叉而过。在斯摩棱斯克西面约15公里处是不起眼的格涅兹多沃车站，离格涅兹多沃只有几公里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所谓的“羊山”。这个小山所在的卡廷地区覆盖着荒废的原始森林。森林以针叶树木为主，但是在松树之间也点缀着阔叶木和灌木丛。4月份这个地方进入春季，5月初树木变绿。但是1939-1940年的冬天是历史上最寒冷的。当4月8日来自科泽利斯克的第一批人到达时，那里有一些地方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当然，从车站到羊山的崎岖路上泥泞不堪。在格涅兹多沃，来自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火车把它们的乘客卸在四面是铁丝网的监狱里，周围布满了苏联士兵。这里为接受他们所做的准备肯定使大多数波兰军官感到不安。一些人肯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还能记起1919年卡廷森林曾被布尔什维克用作屠杀许多俄国军官的便利场所。一个名叫詹姆斯·拉斯科夫斯基的现居伦敦的波兰人告诉我，那时他11岁，每天晚上都要听一个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刽子手讲他白天所干的工作。这个人住在他妈妈的房子里。他说，犯人们从监狱中被带到卡车上，沿着山村公路来到羊山，而且当他们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双手一定是被缚的。沮丧变成了绝望。如果一个人挣扎，刽子手就会把他的衣服掀起来蒙上他的头，系在他的脖子上，并把他带到万人坑的边缘。在许多情况下，被发现的尸体就这样蒙着头，蒙头的衣服在头盖骨的地方被子弹打穿。那些宁静地走向死亡的人一定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同志躺在宽阔的深沟里。在坑的四周，他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头对着脚排得整整齐齐，坟墓的中间却显得较为混乱。刽子手们踩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像牲畜围栏里的屠夫一样在血泊中践踏，拖拉着死尸。当所有这些已经干完，最后一颗子弹击穿了最后一个活着的波兰人的头颅之后，屠夫们——也许从小就受过这种训练——把他们的双手用于最清白的工作:平整土块并在屠宰场的上面种上针叶树。当然，移植小树在这一季节已经是相当晚了，但还不算太晚，因为三年以后，当波兰代表参观此地时，树叶刚开始干枯。

气候和针叶树有其自己的重要性。斯摩棱斯克的气候说明了这个事实:即尽管德国人在1942年秋天已经风闻有集体坟墓的存在，但仅仅到了1943年4 月他们才向世界公布了他们挖出来的东西。解释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德国宣传家为宣布他们的发现选择了一个政治时机，而是斯摩棱斯克的冬天把泥土冻得如此坚硬，以至于如果没有炸药或其他类似的有可能破坏尸体使之无法辨认的强力工具，挖掘是不可能进行的。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国政府可能在泥土一变得足够松软的时候就开始工作。那些小松树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们是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因为考虑到1941年7月德军是在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占领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杀害的，德国人不可能还会费心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也许这个对苏联人是否诚实的检验应该立刻开始。

苏联人揭密

最直接和有力的证据来自苏联人自己。

1990年代，苏联学者围绕“卡廷事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专著，还出版了两本集中收集有关卡廷事件档案材料的文件集。这些直接来自苏联的历史档案，对揭示卡廷事件的真相，起了重要作用。

1988年，戈尔巴乔夫首次承认了卡廷大屠杀事件是苏联政府所为。一年后，叶利钦将政府和克格勃的1号绝密文件传给了当时的波兰政府。文件显示，1940 年的4月3日，斯大林亲手签署了屠杀波兰士兵的命令。苏联人并没有纳粹德国毒气室这样高科技的杀人手段，他们将波兰战俘分批带到卡廷的树林里，用德制的 PPK步枪在战俘脑后开枪。在机器作业巨大隆隆声的掩盖下，人为的屠杀在4月的每个晚上都进行着，直到5月，2万多波兰战俘全被杀害。

1990年4月13日，苏联塔斯社在雅鲁泽尔斯基访苏之际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将近1.5万名波兰军官被屠杀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苏联方面对卡廷悲剧“深表遗憾”。戈尔巴乔夫4月13日在会见雅鲁泽尔斯基时亲自移交了苏联方面找到的关于卡廷惨案的证明材料，并且向“波兰人民及死难者的亲友表示深切的慰问”。苏方的这一行动得到了波兰的赞许。同年9月，苏联军事检察院开始侦察卡廷惨案问题。1991年，波兰出版了关于卡廷等地被害者的最完整的名单，同年11月又在卡廷挖墓调查。

1992年10月14日，叶利钦总统的特使、俄罗斯国家档案委员会主席皮霍瓦到达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移交了有关卡廷事件的两包“绝密档案”(复印件)，总共20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关于枪决1.47万名波兰军官和在狱中关押的1.1万名波兰公民的决定。波方立即将其中几个重要文件予以公布。至此两万多名波兰人被屠杀的悲剧真相大白。历时半个世纪的波苏(波俄)关系史上最大悬案——卡廷森林惨案真相水落石出。

让我们重新检拾那血的记忆——

1939年9月17日，苏联继德国之后出兵侵入波兰。苏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和波兰腹背受敌的处境，使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仅用10天时间就达到了消灭波兰国家，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既定目标。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即怎样处理大量的波兰战俘。

分类处理战俘和斯大林的批示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苏联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体现出苏联政治制度的特征。

苏联对战俘问题从一开始就有所考虑。就在出兵当日，苏联国防安全部门最高领导者贝利亚致信莫洛托夫，转达了红军总参谋部提出开设8个战俘接收站和两个分配站的请求，同时建议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负责战俘接收站和分配站的守卫和解运工作。

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台了处理战俘问题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战俘事务的机构——战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鲁年科少校被任命为战俘管理局局长。

在战俘管理局的机构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别科。它的职能是对战俘实施肃反工作。贝利亚在批准成立战俘管理局的命令里，特别强调了要在各战俘营开展肃反工作。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给各战俘营特别科下发指示，要求他们在对战俘进行登记时，要建立专门的战俘间谍案卷和侦察案卷，“对进行反苏活动、有间谍活动嫌疑、与波兰社会党、毕苏斯基分子、国民民主党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反革命政党和组织有联系的战俘，以及所有军官，都要建立履历案卷，这些案卷要登记在一个专门的簿册里。”特别科还应每月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和第一专门处提交业务报告，说明战俘营中关押战俘数目，其中军官数、宪兵、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人员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历案卷数量、获得的谍报数量、招募的暗探和情报员数量、被逮捕的人数有多少。

可见，从一开始，战俘营中的这个机构就被赋予了特殊使命。

据计算，至10月下旬，8个战俘营最多能关押68000名战俘，这与前线部队实际俘获的战俘数量相差甚大。这种情况，势必给战俘营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压力。

10月1日，一个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委员会讨论了战俘问题，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处理。他们把战俘基本分成6类，并作出不同处理:①对居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予以遣散回家；②留下25000名战俘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③故乡被划归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单独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战俘营，待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家；④为被俘军官建立单独战俘营，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军政要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扎奥尼凯耶营，其余军官关押在尤扎营；⑤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⑥对拘留的近800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关押至英、法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其中军官应单独安置；关押他们的是斯塔罗别利斯克战俘营。

从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上可以看到，斯大林作了几处批改。其中对捷克战俘的处理，他批改为:“释放，但每人都应立下字据，不同苏联作战”；在波兰军官战俘营的安排上，他改为“安置在南方(旧别利斯克)”。到10月底，处理捷克战俘的工作基本完成。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635名被拘留的捷克人中，553人希望经过罗马尼亚去法国，82人愿意去罗马尼亚。所有人都签字保证不在居住地参加反苏战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天根据上述报告和斯大林的批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又过了一天，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做出了相同的决议。同日，贝利亚按照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下达了执行命令。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苏联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体现出苏联政治制度的特征。文件中虽然没有提出是本着“阶级原则”对战俘进行分类的，但这一原则通过在军衔上的区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对人们的政治属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选使用“阶级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并不具备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准确合理区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苏联政治家们用来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合理”办法，而且是很“有效”的办法。在决定释放哪些战俘和不释放哪些战俘时，对苏联领导人更有意义的，不是军衔上的差别，而是阶级上的差别。可以说，到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名士兵战俘，某种意义上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被留下来的战俘表现“好”，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成了“幸运儿”。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为一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出特别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样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

三个专门的战俘营

对这部分波兰战俘来说，发生在他们绝大多数人身上的悲剧，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

战俘中的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集中关押到指定的旧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专门战俘营。他们成了后来“卡廷事件”中无声的主角。

斯塔罗别利斯克和科泽利斯克营，关押的基本是波兰军队的原军官，他们的军衔从将军到上尉，军种也不同。另外还有一些军事技术人员如军医、教授，以及记者、画家和随军神父等。奥斯塔什科夫营主要关押谍报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警察、警察局密探，以及反苏政党和团体的积极分子、地主、公爵、工厂主、定居者和难民等。

1939年12月31日的统计表明，上述三个战俘营共关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数略有减少，为14990人，在3月5日政治局做出对他们最终的处理决定后，3 月16日的一份人数统计为14854人。不过，这并不是最后被处决的人数。

在对战俘进行了“分类处理”后，从苏联的政治观点看，留在这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人员，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类人。这就注定了这些战俘势必成为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下被管制的重点和这一体制的最大受害者。

在苏联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并且坚持原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对这些波兰战俘进行管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使他们失去复兴“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能力。甚至反映出这种渴望的言论和说明具有这方面潜在能力的举动，都会对苏联的现状构成威胁，因而为这一体制所不容。

而且，苏联战俘管理当局无疑处于这对矛盾的主导地位。它握有选择解决矛盾方式的决定性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权力掌握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决策者手中。苏联当时的体制提供了这种可能，即他们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和论证，仅凭个人意志来使用这一权力，包括选择用最极端、最激烈的方式使用它。在这样的体制下被置于这样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对这部分波兰战俘来说，发生在他们绝大多数人身上的悲剧，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

波兰军官要求政治待遇

战俘中表现出的爱国情绪，也受到了苏联战俘管理当局的极大关注。

随着战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轨，一开始在这三个战俘营反映比较普遍的生活待遇问题慢慢减少，另一类问题，即战俘们要求给予他们公正的政治待遇，日益突出出来。

战俘们对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提出质疑。曾在1939年9月指挥了利沃夫保卫战，后向苏军投降的弗·尤·西科尔斯基将军，1939年10月20日从被关押地斯塔罗别利斯克战俘营致信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说他和他的部下之所以没有理会“德军统帅部给我们的书面建议中许诺给我们的最优厚的投降条件”，“没有在他们的进攻面前后退一步”，而是毫不犹豫地与苏军进行谈判，是因为“贵国与德国相反，保证对各民族和个人采取公正的原则”。他提请铁木辛哥注意，“推迟释放我们使我们所有人及我们的家属处境极为艰难”，“关押在斯塔罗别利斯克，并且个人自由在这里受到限制，使我们感到极为痛苦”。他希望苏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我们尽快获得自由”。

1940年1月7日，关押在同一个战俘营的一批波兰上校上书战俘营领导，要求确定他们的地位和按照公认的国际准则对待战俘。这次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向我们说明，苏联政府怎么看待我们，确切地说是否认为我们是战俘?”如果认为是，“我们请求根据各国政府公认的对待战俘的准则对待我们”，首先就应当“使我们有可能自由求见受权驻苏联政府、负责保护波兰公民利益因而也保护战俘利益的大使馆”，“与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使我们有可能与在苏联以外的家人通信”，以及“公布战俘名单，释放没有应征入伍的退役和预备役军人战俘，适当发放津贴等。”；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他们是被捕者，“那么请通知我们，我们因为什么罪被剥夺自由，请对我们正式提出公诉”；如果他们是被拘捕(拘留)者，“请向我们说明，我们哪些行动导致了限制我们的自由，况且，我们是在波兰领土上被拘捕的”。

另外，100多名军医和药剂师也致信伏罗希洛夫，声明他们是在“履行医生职责时被苏军俘获的”，要求按照《日内瓦国际公约》关于军事行动期间医生和药剂师权利的有关规定，将他们送往中立国家。

这些呼吁和要求在苏联当局那里不是遭到拒绝，就是不予回应。

要求公正待遇的另一种方式，是对关押制度的抵制与抗拒斯塔罗别利斯克营的梅·约·埃韦特大尉、路·亚·多梅尔少校、斯·亚·克沃列格等人，组织了“文化学习活动”小组，鼓动“只用波兰语交谈”，“不为战俘营上工”，“战俘营的情况越糟对我们越有利——我们以此让战俘营管理当局和战俘营制度，在很快就要到来的国际调查小组面前出丑”。

在奥斯塔什科夫营，一些战俘以蹲禁闭室为荣，能够“不去干活，而且说服了其他人也不去干活”，在他们的“同事”看来这差不多是“功劳”。

在该营1940年1月上半月统计中，各种违反战俘营制度的事件有75起，其中拒绝干活的约占1/5。

在科泽利斯克营，1940年1月21日，大批战俘开始绝食。虽然绝食的起因是因为战俘营伙食质量低劣，给战俘食用变质食物，但是导致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苏联有关部门中断了对战俘营的供应。据该战俘营政委马·阿列克谢耶夫报告，上级1月份没有给该营及时发来食品，又不允许以集中方式领肉，“所有这一切不仅使战俘伙食变差，而且简直有中断战俘伙食的危险”。

还有一些战俘暗中准备逃跑，首选的目的地是芬兰。因为“它正与苏联打仗，如果我们出现在芬兰领土上，何况我们还是军官，芬兰人将不会出卖我们，相反，会接收我们参军，委以军官职务”。为此，战俘们设法买到了地图，“开始研究苏联西部的地形，即他们从战俘营逃跑时路经的那些地方”，“并将通往原波兰与芬兰边界的所有居民点、公路、铁路作了标记”。有些战俘讨论逃离战俘营计划时认为，需要用卡车逃跑，因为卡车离开战俘营时任何人都不会认真检查。除准备实施单人和小组逃跑外，某些战俘还有组织全部战俘大规模逃跑的企图，为此要消灭战俘营警卫队。

对这一情况，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指示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采取措施加强警卫，除掉为首分子。”

战俘中表现出的爱国情绪，也受到了苏联战俘管理当局的极大关注。在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中，有不少这类事例。战俘们在交谈时认为，“波兰还会像过去的波兰一样存在”。他们寄希望于英法两国来帮助“波兰复兴”，关心“未来波兰”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并表示出对“正在为波兰的独立而拼杀”的士兵的崇敬。

贝利亚的指令

这之间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需要有可以给这些战俘判定死罪的“材料”。

1939年11月11月下旬，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对3个专门战俘营的一份报告引起了苏联国防安全部门最高领导者贝利亚的警觉:“……各战俘营中关押的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应着手将关押在战俘营的军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以分类，以便确定哪类军官可以在何处使用。”

贝利亚立即行动起来。

先是12月4日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派去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侦查员斯·叶·别洛利佩茨率领的侦查组。任务很明确:尽快准备好该营全体战俘的侦查案卷，并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有关材料。(这个特别会议成立于1922年，是遵循政治局的指令和决议，对案件进行最终审理的机构。案件的审理都是在被告和辩护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旦特别会议做出判决，即成为终审判决，被告和辩护人无法上诉。因此，命令把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案卷上交特别会议，这就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已经决定要对这些战俘进行最后的处理了。)

12月31日，贝利亚连续发出指令，要求他手下的索普鲁年科等要员分别前往三个专门战俘营，任务主要是:第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组对原波兰警察战俘案件及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报告的工作进展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改进侦察组的工作，使之能在1月份内办完所有在押警察战俘的案件”。第二，“从全部警察战俘中挑出有业务价值的人员的案件，就这些案件认真侦察，查清他们在苏联国内和国外的全部联系，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当时派往苏联的原波兰情报机关的间谍”。第三，了解集中营特别科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10月8日命令进行的间谍情报工作情况。“注意现有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据此对各类战俘的情绪作全面分析的可靠性”。另外，贝利亚还要求对战俘与营外的联系、战俘营登记机关的工作、战俘营的警卫状况和战俘的纪律情况等进行检查。

贝利亚如此兴师动众派“要员”亲临战俘营，目的绝不仅仅是检查工作。从贝利亚的指令中可以看出，他们真正关心的实际上就是两件事:其一，对战俘侦察案卷和登记材料的整理；其二，在战俘中寻找和发展谍报人员工作的进展。

说穿了，这两件事就是这些波兰战俘的“去”和“留”的问题，即哪些战俘应该从战俘营中清除出去，哪些战俘可以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这关系到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每一个战俘的命运，这个命运在一个月内就要由从莫斯科来的内务部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作出初步裁定。当然，最终的判决还要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但要知道，特别会议仅仅是面对整理出来的材料做出判决。

但是，仅从贝利亚的命令中，还无法看出苏联当局准备用什么方式解决战俘“去”的问题。从以往的结果看，即便是送到特别会议的案卷，也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保全了性命。例如1938年特别会议把36865人送入劳改营，1939年送去109327人。这就是说，从贝利亚向三座专门战俘营派去内务部工作人员到决定对上述战俘营中的绝大部分战俘处以极刑，这之间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需要有可以给这些战俘判定死罪的“材料”。

“减轻负担”建议

第一个正式反应，就已经显露出要用最彻底的方式解决这部分波兰战俘问题的意图了。

贝利亚12月31日指令下达后，战俘管理局很快整理出一份“1939年12月1日至31日期间各战俘营政治思想状况中的不良现象和特殊事件”的长篇通报，列举了各营反苏情绪和言论、自杀和企图自杀事件、逃跑和企图逃跑事件以及各营工作人员情况。虽然通报中的材料都是从各营工作报告里汇总起来的，但把此类材料集中在一起，对战俘管理局来说，还是第一次。它所产生的“集重效果”，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0年2月20日，索普鲁年科向贝利亚请示，要求给斯塔罗别利斯克和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减轻负担”。在报告中，索普鲁年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将军官中的重病人、完全残废者、结核病患者、60和60岁以上的老人(约300人)全部释放回家。将家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预备役军官中没有劣迹材料的农艺师、医生、工程师与技术员、教师释放回家。据初步材料估计，这类人员可能释放400-500人。”对另一类人员即边防军军官、司法人员、地主、“波兰军事组织”和“射手”(“波兰军事组织”是由约·毕苏斯基在1914年成立的秘密团体，起初主要针对沙皇俄国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后并入波兰军队。“射手”即“射手联盟”，成立于1919年，是以波兰青年为对象的军事爱国团体，受波兰国防部领导，在政治上支持毕苏斯基派。)党派中的积极分子、原波兰总参谋部二处军官、谍报军官(约400人)，他提议办理好他们的案卷，“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查”。战俘管理局负责人还建议，“对这类人员的侦察，最好由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若不行，则将上述所有人集中到奥斯塔什科夫营进行侦查。”

实际上，这是又一个分类处理方案，但却不是涉及两个战俘营全体战俘的方案。被建议释放的700-800人，加上需要继续审查的人员，不过1100-1200人，只是两座战俘营人员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战俘——主要是军官——怎样处理，索普鲁年科没有提及。也许，在索普鲁年科的意识里，军官和上述那些人员也要区别对待，前者除老弱病重者外，不在“减负”之列。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受到贝利亚的重视，他召来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就此事进行协商。在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上留有贝利亚的批示:“梅尔库洛夫同志，请来我处谈谈。”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没有发现留下文字记载，但很有可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位领导人就“减负”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做出了决定。仅仅两天后，即2月22日，梅尔库洛夫便指示战俘管理局、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伏罗希洛夫州局、斯摩棱斯克州局和加里宁州局，转达了贝利亚的指示:“将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塔罗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营中的原狱吏、谍报人员、奸细、定居者、司法人员、地主、商人及大私有者全部转押至监狱，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有关他们的全部材料都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侦查部门进行侦查。这些案卷今后如何处理将另作指示。”

次日，战俘管理局给各战俘营下达了相应指示，要求在5天之内查清上述人员的准确数目，上报人员转送的地点，并继续在营内查找相同人员。战俘管理局的指示特别强调:“将战俘转送至监狱的全部工作都应严格保密，此点务望注意。”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也没有涉及军官战俘。

把上述指定人员送往监狱，对战俘营来说当然是“减轻负担”，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不过是把他们从一个关押地点转送到另一个关押地点，并没有真正 “减负”。从真正“减负”的意义上看，索普鲁年科2月20日建议的前半部分似乎更切合实际，可是贝利亚并没有采纳，而是把战俘管理局建议释放的人员也统统送入了监狱。以往的实践表明，监狱也可以进行“减负”，这里“减负”的出路无非就是三条:释放、送劳动营和处决。在无法了解贝利亚当时真实想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仅有的材料和常理上去揣摩贝利亚下达如此命令的意图。如果他觉得这些人员最终可以释放，那么把他们转送到监狱并在那里继续侦查就显得多此一举了；如果是打算把这些人员送往劳动营，且不说没有必要非经过监狱绕一个圈子(那些现在仍在一号建筑工地和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所属企业劳动的波兰战俘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其中的那部分老、弱、病重的战俘，也明显地不适宜。这也就是说，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对索普鲁年科建议的第一个正式反应，就已经显露出要用最彻底的方式解决这部分波兰战俘问题的意图了。

处理战俘范围的扩大

可见，无论是对待被关押的战俘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苏联当局都对他们“一视同仁”了。

在贝利亚1939年12月31日的指令下达后，战俘管理局“为了获得各营中关押的战俘的完整资料”，又制订了一份补充履历表，于1940年1月5日下发各营，要求为战俘逐人填写。这份表格分为5栏，除要填写战俘在原波兰军队和其他机构担任的最后一项职务和掌握的外语外，还应“十分详细地填写战俘在苏联居留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在苏联居留期间从事何种工作”；“战俘在苏联生活的所有亲属和熟人的情况”，以及“战俘在国外(原波兰境外)的情况，必须写明具体地点、起止日期及从事的工作”。在给各营的指示中强调，应特别注意后三项的填写。

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第二处(登记处)处长伊·鲍·马克利亚尔斯基在2月27日同一天致电科泽利斯克营，要求立即上报该营在押军官的登记材料和侦查材料。马克利亚尔斯基要求把所有军官的登记材料寄来，而随后涅赫罗舍夫又要求立即派信使送来四五份已经填好的登记案卷。可见，后者比前者更急于拿到这些材料，哪怕是几份也行。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俘管理当局准备进行处理的战俘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在2月20日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中，他是把军官战俘与警察、狱吏等类战俘区分开来，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后者身上的话，那么现在前者——原波兰军队军官——也被纳入了“视线”。有两个事实可以作为佐证。其一，2月底3月初，战俘管理局整理了一系列的统计材料，统计范围不仅包括三个专门战俘营的全体在押战俘，而且对军官进行了单独分类。其二，3月2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警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国界”的决定，其中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从今年4月15日起，将被镇压和关押在战俘集中营中的原波兰军队军官、警察、狱吏、宪兵、情报人员、原地主、工厂主和原波兰国家机关高级官员等的家属，约2.2万到2.5万户，悉数迁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地区，为期10年”。

可见，无论是对待被关押的战俘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苏联当局都对他们“一视同仁”了。

贝利亚的信和政治局决议

既然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议，谁又能追究他们这种草率行事的责任呢?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作出的决议，直接导致了三个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和关押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监狱内囚犯的悲剧命运。

政治局的这个决议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1)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谍报人员、宪兵、定居者和狱吏的案件；(2)以及对逮捕和关押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团体成员、原地主、工厂主、原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用极刑——枪毙。……

二、审理案件时，不须传唤被告，也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察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1)对战俘营战俘案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2)对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材料审理。

三、由梅尔库洛夫同志、科布罗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判决。”

政治局的决议没有说明对上述人员采用极刑的理由，不过贝利亚在自己的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战俘营中的军官战俘和警察战俘，“他们每一个人都等待着获释，以便有机会积极地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部地区的机关，破获了一系列反革命暴动组织。在这些反革命组织中起积极领导作用的是原波兰军队军官、原警察与宪兵。在拘捕的越境分子和国境线破坏分子中，也查出大量反革命间谍和暴动组织的参加者”。

贝利亚没有进一步列举这些反革命组织、间谍和暴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的具体事例，这就使他的“理由”更接近定性性质，而不是论证性质。仅凭这些人们似乎无法判断这些人“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的程度和“反革命活动”的规模。如果政治局委员们没有从别的途径和渠道了解到更多有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情况——可惜，这样的途径和渠道至今还没有得到文件的证实——而只凭贝利亚这样一段文字，就在决定剥夺25700人生命的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至少是极其轻率的!

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行动在以后两个月内紧张地进行。战俘们的个人案卷、侦查案卷和补充履历表由战俘营送到战俘管理局，经审查合格并签署处理意见后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在这里复审，其中一部分提交给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亲自进行裁决；其余的则由按照政治局3月5日决议成立的三人小组处理。由梅尔库洛夫、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巴·扎·科布罗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列·佛·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最多时一天“处理了”1287份案卷，这使他们哪怕对案卷进行稍微细致的研究都不可能。可以想象，他们能够做到的恐怕就只有在一份份名单上加盖印章了。既然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议，谁又能追究他们这种草率行事的责任呢?

2万余人被枪决

对所建立的战俘管理制度能够和平地解决与战俘之间的矛盾丧失了信心，才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3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

1959年3月，当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谢列平在阅读了保存在克格勃的有关绝密案卷后，给当时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写信，汇报了枪毙波兰军官、警察、间谍的情况。根据他提供的数字，在卡廷森林枪毙了4421人，在斯塔罗别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分别枪毙了3820人和6311人。另有395人未被处死，而是转送到了尤赫诺夫营。在这些幸运地被“留下”的人员中，应国家安全总局第五处要求留下的47人，应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贝利亚、梅尔库洛夫)要求留下的258人，应德国和立陶宛要求留下的66人，其中德国人24名。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苏联战俘当局认为“值得信任的人”和“有用的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有关部门执行贝利亚1939年10月8日命令的工作成果。

苏联当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决定对上述人员实施肉体消灭呢?这是一个就现有材料还难于做出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命运，从决定对波兰战俘实行“分类处理”的时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是苏联体制下最难以信任和接受的分子。苏联领导人也许一开始对“改造”这些战俘还抱有希望，因此没有在抓获他们的最初几个月就处决了他们。

俄国学者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借助于工作人员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兰军官和警察虽然在十分艰难的被俘条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却并没有被摧垮。他们并未背弃自己的祖国，未背弃自己的宗教，也未背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道德价值观。苏联领导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军装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只能说明苏联领导人在“改造”这批不是一般意义的战俘上缺乏应有的耐心。缺乏耐心，说到底，还是信心不足。苏联领导人对“改造”这些战俘丧失了信心，对所建立的战俘管理制度能够和平地解决与战俘之间的矛盾丧失了信心，才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减轻负担行动”

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枪毙波兰战俘和部分在押人员的决议通过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就已经对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波兰战俘作出了最终判决，为执行这一判决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也紧张地开展起来。3月初，内务部特别处会同战俘管理局，在莫斯科召开了有各战俘营特别科负责人、内务部押解部队指挥员和“古拉格”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两天的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 战俘营为送走被判决人员做好准备；2. 在什么地方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3. 在什么地方向押解部队移交被判决人员，在战俘营还是火车站；4. 途中的业务工作；5. 后勤保障。”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提出，“考虑到这些人是一股最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应像以前处理遣返回家和送交德国的波兰战俘一样，把他们按籍贯编排，“使被判决人员认为是将他们遣送回家”；“为了避免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及阻挠，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这里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而要到他们将被关押的地方去宣布。”

3月中旬，内务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各个相关部门仔细研究了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具体过程。与此同时，三个专门战俘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别加紧整理战俘与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决定执行死刑人员的个人材料、侦查案卷和一份“三人委员会”之一、内务部经济管理总局局长科布罗夫制订的简单表格。这份表格一共四栏，包括姓名、被捕时间和地点、原任职和军衔及结论。其中最后一项决定着表格主人的最后命运。这些材料由各战俘营汇总到战俘管理局，审查合格后转送内务部第一专门处，第一处复审后在“结论”栏中填上初步处理意见。一部分材料提出送梅尔库洛夫亲自审查；其余材料和名单则送交给“三人委员会”。他们做出的判决即成最终判决。

被判处死刑的战俘不在战俘营执行枪决。他们将被送到加里宁、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州监狱，在那里向他们宣布判决并立即执行。梅尔库洛夫和“三人委员会”作出判决的名单向下发出一式两份，一份是给各战俘营的“发送人员名单”，一份是给上述三个州内务局的“接收人员名单”。实际上，这就是处决名单。把被处决人员从战俘营送往行刑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总局负责。该局不仅事先制订了详细的运送计划，而且在进行运送期间，该局局长米尔施坦因每天向梅尔库洛夫报告情况。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执行人员获得了表彰

44人提高了月薪，81人每人一次性奖励800卢布。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从莫斯科派来的内务部机关领导人分别来到行刑的监狱，指挥处决行动。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尸体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篷的卡车上。然后用5-6辆卡车将尸体运到梅德诺耶村附近的掩埋地点。它紧靠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别墅区。地点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布洛欣选定的，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两名挖土机手。”

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6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枪毙。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苏联当局为执行“减轻负担行动”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动当中也没有出现大事故，为此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还在内务部系统内部受到了表彰。1940年10月26日，贝利亚签发第001365号命令，给内务部中央机关和内务部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局的125名工作人员颁发奖金，奖励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专门任务”。44人提高了月薪，81人每人一次性奖励800卢布。

如果不是后来因为苏德战争爆发且德军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在内的大片苏联地区的话，这一行动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 ■

本文节选自《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吴伟。小标题多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