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庐山谈话 毛泽东因何高度肯定
非我族类 2018-02-09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央委员会通电疾呼：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与此相反，国民政府高层和战态度不一。徐永昌认为抗战准备至少尚需六个月，“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外交部也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接触，希望事件得到根本有效控制。英国大使许阁森应邀出面调停，日本以蒋介石调派中央军进入河北，违反“何梅协定”为由，迫使英方知难而退，蛮横要求“中国停止挑战之言动；不妨碍日方与冀察地方当局商定解决办法之实行”。行政院召集会议，商量如何答复日方，外交部长王宠惠倾向忍让迁就，派高宗武赴庐山牯岭报告请示。
鉴于国内外形势严峻，为团结抗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先后致电上海、太原、西安等地党的负责人，指示他们迅速组成统一对外之阵容。毛泽东强调指出，此时是蒋介石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一面自己真正的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7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光明磊落地郑重宣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战线之职责。”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的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的这篇致词稿最初叫“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后经程沧波参与拟稿为“告全国国民书”，本来即时就要对外发表，但汪精卫等人觉得措辞过于强硬，最后斟酌改为庐山谈话会讲演形式。19日，蒋介石得知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与军政部长何应钦谈话时态度恶劣与高宗武的报告，毅然将此“谈话”向全国发出。据蒋日记，决定发表时，“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而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
毛泽东后来说，蒋介石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