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非我族类 2018-03-14
1935年底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努力，实现了“内战吟成抗日诗”的伟大转变。
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掉转枪口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首先做被蒋介石派来“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东北军对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丢失东北有刻骨铭心之痛，对在西北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命令持消极态度。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9至11月间，东北军在“围剿”红军的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中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近万人被俘。红军对被俘的东北军在生活上优待，在政治上对合作抗日晓之以理，使他们深受感动，普遍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在东北军打不过红军的形势下，毛泽东却向东北军伸出了合作抗日之手。瓦窑堡会议之后，红军与东北军的友善往来越来越多了。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张学良对此信深有感触说：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道路”。
毛泽东多次致电王以哲（东北军将领）并转张学良，表达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并先后派李克农与王以哲面谈，派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周、张会谈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目的是要使东北军成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东北军的纲领。又派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委派刘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西安，加强与张学良的联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彭德怀致信西北军首领即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
瓦窑堡会议后，红军与西北军的联络也越来越多。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十七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此后，两军之间呈休战状态，未发生实际冲突。中共更是派出张文彬为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任少校秘书。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牢固地建立起来。
到1936年秋，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形成，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了起来，使红军在初到陕北时立住了脚跟。
做其他国民党军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工作
对围困陕甘红军的其他国民党军将领，对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也是高举抗日救亡的民族大族，根据具体情况做细致的说服和联络工作。
毛炳文、王均、朱绍良都是驻甘肃随时准备打红军的国民党军将领。1936年9月8日，毛泽东给这三人各写一信，希望“撇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对驻守陕北绥德、米脂、清涧地区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毛泽东派代表与其谈判合作抗日，达成了互不相犯、互相接济所需物质、互相建立机密通讯联络等协议。
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是蒋介石派往陕北进攻红军的干将，毛泽东对其也竭力争取。1936年10月18日，毛泽东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信中说：“黄埔一别，忽已十年，回念旧情，竟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
阎锡山是长期统治山西的实力派。当时，阎处于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共多方的复杂矛盾中。毛泽东正确分析阎的处境，决定对其加强争取工作，把在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位置。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信阎：“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红军还将俘虏的晋军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还。
这年秋，阎锡山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并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去牺盟会主持日常工作。中共利用牺盟会这一统一战线形式，成功地开辟了山西的抗战局面。
傅作义担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是绥远地方实力派。西安事变前的4个月中，毛泽东曾三次致信傅，表示“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他介绍红军主力的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
宋哲元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是平津一带的实力派。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宋，红军愿与其及山东韩复榘、绥远傅作义、山西阎锡山，“共组北方联合战线”。这天，他还分别致信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派代表与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等南方的地方实力派联络，转达中共的抗日主张。在南方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促进国共联合抗日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开展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抗日工作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加强了与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联系。特别是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后，向各界人士写了许多书信，并一一附上这封致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9月8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信中引用《三国演义》“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提出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此后，邵对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对她一直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的精神、真诚和共产党合作表示敬仰，希望她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作用。宋庆龄对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天，毛泽东还写信给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称赞他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
9月22日，毛泽东致信学界领袖蔡元培，同样附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信中希望蔡先生持抗日教国大义。这天，毛泽东还接连写了三封信，致蒋光鼐、蔡廷锴，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致于学忠。
11月2日，毛泽东致信许德珩等教授培，提出“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12月5日，毛泽东致信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中共与爱国民主人士广泛交心、交往，促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社会氛围日趋浓厚。
努力影响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
毛泽东从1936午2月就开始考虑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也是在这天，毛泽东同彭德怀在致张闻天电中说：“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书中郑重宣言：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就在蒋介石亲临西北督“剿”红军时，10月26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
但是，蒋介石没有悬崖勒马，继续“围剿”红军。11月，红军在甘肃环县山城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一个多旅，才使国民党军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12月1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19位红军将领率红军致信蒋介石，批评蒋“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之错误，希望蒋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这些举措虽未取得具体成果，却为以后两党之间的正式谈判，创造了重要条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开创国共合作抗战新局面
甘肃环县山城堡战役之后，蒋介石于12月4日抵达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7日，张学良见蒋介石，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哭谏3个小时之久。但蒋介石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杨只好商定，变哭谏为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这样发生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并委派周恩来到西安，向张学良分析了西安事变如何处理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张完全同意周的意见，12月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国共两党都做了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出现了国共合作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新局面。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再次合作，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