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农业发展状况 蜀汉地区的工商业
山南慕北 2016-03-15
蜀锦
蜀汉农业
蜀汉政权控制下的益州地区，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益州本部，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二是作为益州北面门户的汉中盆地；三是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区。
前两个部分自战国以来已得到较好的开发，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故而很早便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誉。公元188年（汉灵帝中平五年）以后，刘焉、刘璋父子先后领益州牧，统治益州本部；而汉中则在道教首领张鲁的控制之下。那时，中原大乱，益州独安，故而流民不断迁入。史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者数万家”，而关西（关中陇右）民从子午谷奔汉中者亦“数万家”。在刘备规取前，益州是“国富民强，户口百万”，汉中地区也是“民殷国富”。这同惨遭破坏，户口“十才一在”的中原形成显著的反差。
由于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之后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同北方的曹魏集团不一样，因而治理蜀汉，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便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首先，恢复农业生产不是采取以大规模屯田为主的措施，而是大力扶植和发展州郡农业经济。史载，刘备既定益州以后，曾有人建议，将成都城内屋舍和城外园地桑田分赐将士，赵云反对说：“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
这样，让百姓“安居复业”，然后征其赋役，就成为蜀汉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并得以延续下去。小农经济是蜀汉立国的基础。诸葛亮作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治理者，深谙足兵足食是“富国安家”之根本，也是匡复汉室的前提条件。因此，他始终重视“务农殖谷”这件大事。史书上关于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闭境劝农，育养民物”，“休士劝农”等记载，比比皆是。他反对“妨害农事”。认为“使民心不乱”，才能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农业丰收，诸葛亮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自战国时秦蜀守李冰作都江堰以来，它一直是西蜀农业的命脉。诸葛亮继续维护这里的水利设施。据《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用“征丁千二百人”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可谓前无古人，充分表明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设施的重视。由于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蜀地本来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饶，加上诸葛亮的精心治理，农业产量很高。处于都江堰灌区的绵竹（今德阳）、广汉一带的水田，保持着亩产三十斛以上的记录。
诸葛亮在发展州郡农业的同时，也进行屯田。见于记载的，有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屯田于渭滨。史书云：“（建兴）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司马懿）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蜀末，姜维率兵士屯沓中种麦，说明军屯仍然存在。除军屯外，又设有民屯，且民屯长官由同级行政官员兼领。史载：吕乂（yi，音义）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便是其证。由于益州的经济没有遭受如中原那样严重的破坏，没有广行屯田的必要和可能，故而，其屯田的规模也不如魏、吴大。尽管如此，它对减省军粮转运之烦，减少小农的经济负担，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诸葛亮征南中后，促进了南中的进一步开发及其与内地的联系。李恢为庲降都督（今云南曲靖），重视农业生产，所在屯垦，政绩颇著，故南人称味县为“屯下”。他又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二郡从事农业生产。他在任期间征调耕牛、战马、金、银、犀革等，使军国所用充足。史称诸葛亮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就是对他发展农业的肯定。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继续执行诸葛亮的既定国策，重视内部安定，没有轻易出兵攻魏。因此，蜀中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能持续稳定发展。直至蜀末，犹谓“男女布野，农谷栖亩”，农业也未受到根本损伤。
工商业
在蜀汉农业发展的同时，工商业方面也很有起色。手工业方面，以盐、铁、织锦业最为发达。刘备刚定益州，立即实行盐铁专卖，把这两个“利入甚多”的部门抓到政府手里。为此，设置盐府（或曰司盐）校尉，下设盐府典曹都尉，掌管盐业。蜀中素来富有井盐、铁矿资源。史载，蜀地“家有盐泉之井”，临邛的井盐，“一斛水得五斗盐”，产量不低。至于临邛的铁冶历史，更可追溯到汉代。蜀汉政权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和武器制造。盐铁官营，不仅满足了国家的需要，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盐、铁之外，蜀汉的丝织业，特别是织锦业，上经两汉，至汉末三国达到发达时期。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期间，蜀锦的产量就相当可观了。否则，刘备据有益州之初，就用现成的蜀锦赏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各千端”（每端六丈）就是不可想象了。到诸葛亮治蜀时，设锦官，专门管理蜀锦生产。晋左思《蜀都赋》形容其繁盛状况是：“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织锦业的规模和产量提高了。
蜀锦驰名全国，远销吴、魏，其收入成为蜀汉政府军费的一大来源。终蜀之世，锦和其他丝织品的产量一直较高。以至蜀亡之时，库存锦、绮、彩、绢尚“各二十万匹”。锦、绮都是名贵而技术要求极高的丝织品，能生产如此之多，充分显示出蜀汉手工业生产的昌盛和发达。据专家考证：“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蜀中工业之盛，较之中原各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农业生产是手工业生产的基础。蜀汉手工业的繁盛状况，反过来说明了诸葛亮及其继承者治理蜀汉，的确卓有成效，农业及整个社会经济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蜀汉的商业可分两类，一类以交聘、互市的形态存在。如诸葛亮曾以川马、蜀锦作为和吴交聘的礼物，而魏国所得之蜀锦，则“市于蜀”。交聘也好，互市也好，由于各国币制及币值不一致，恐怕多是以物易物。这是属于第一类。至于蜀汉之境内贸易，通用货币，则属于另一类。如刘备刚平定益州，在府库被将士抢光之后，为了重新筹集军资，曾接受刘巴的建议，铸造直百大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这是一次特殊交易，但同样显示了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蜀汉货币的流通，交换经济的活跃，长期胜过中原。蜀都成都，商业也相当繁荣。左思《蜀都赋》形容成都的商业时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由于商业发达，店铺林立，各种奇珍异品，均穷极于时，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
总之，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益州地区社会经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刘备控制益州之初，蜀中经济仍是比较好的。其后，虽然由于连年北伐，经济发展受到一些影响，但由于益州基础和自然条件好，加上诸葛亮及其继承者们的悉心经营，直至亡国，社会经济也不是处于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