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经济发展状况 诸葛亮北伐对曹魏经济的影响
山南慕北 2016-03-15
邺城
曹魏经济发展状况
东汉末期，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份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
东汉末年，时人仲长统说：“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无民者，不可胜数。”广阔的中原地区变成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为了恢复和发展北方的经济，解决军粮不足与群众生活需要的问题，就吸取两汉在边疆屯田的成功经验，推行了屯田制度，保护了社会生产力。据《晋书·食货志》载：“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而到曹魏后期“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昔日荒凉残破的局面已为繁荣富庶的景象所取代。
曹魏的田租户调制乃继承了两汉的赋税制度而有所改革。从田租看，汉代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分成田租制，曹魏改为亩收四升的定额田租制。两汉统治者向农民按分成制收田租，系多产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额田租向农民征税，则增产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愿意精耕细作，多产归已。
三国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田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这使得社会秩序恢复，增强曹魏实力。曹魏在籍人口有443万人，灭蜀后达537万人，现代学者考虑未纳入的屯户、兵户、吏户、隐户、佃客、部曲等人群，则曹魏境内约有1300万人。
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青龙元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
诸葛亮北伐对曹魏经济的影响
诸葛亮一伐中原时，曹睿命大将张郃率步骑精锐五万出长安。同时命大将军曹真督关右诸军十几万，前后用兵达二十万。二十万是什么概念？我们以司马懿征辽东来比较。当初司马懿讨伐自立燕王的公孙渊，出兵四万。而就这四万兵马，朝廷负责内务的大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动用四万军队尚遭非议，出动二十万则不可想象。
诸葛亮的北伐确实是曹魏的心头大患。也许大家会认为保家卫国不是有边疆大吏吗，而且军队数量远在蜀军之上，何必屡屡出动中央军？其实不行。司马孚曾上表朝廷说：“诸葛亮每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司马孚一语道破天机，其实是诸葛亮每次率军进攻关中，当地驻军总是抵抗不住，不得不调用中央军。这与张郃、司马懿每次救火的情景相吻合。有一次曹睿还亲口对司马懿说：陇西之局势，非卿不可当之。
张郃在对抗诸葛亮的一伐时救援人马是五万，对抗二伐时也有三万。而且皇帝曹睿也是屡出王师，第一次抵达长安，第二次驻守河南郡，可见诸葛亮对其的威胁。而另一方面，王师屡出，耗费糜废！沿途跸道、驿站、行宫开支可谓铺张，而张郃人马的减少也可部分印证体现实际负担的加重。
从公元234年秋诸葛亮病死，到238年春司马懿出长安征讨辽东，相隔仅三年。当初动辄发动五万中央军加上十几万边军的朝廷连出动四万军队还要反复讨论，何以差距如此之大？可见曹魏的经济或朝廷财政收支在与诸葛亮的长期军事斗争中背上了沉重包袱。因此，曹魏朝廷出兵抵抗诸葛亮北伐确实是国库开支的大头。
诸葛亮三伐时，曹魏因种种因素未动中央军，结果边军雍州刺史郭淮便丢失了武都、阴平二郡，而诸葛亮也见好就收。
诸葛亮四出祁山时，对于是否调动中央军，曹魏大臣中开始有意见了。认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还有的说建议先割“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但无论哪种意见，大臣都是反对朝廷动用中央军的，原因很简单，负担太重！可这次，皇帝一句也不采纳，再次抽调中央军增援前线。“前后遣兵增宣王（司马懿）军，又敕使护麦”。
在减轻朝廷负担时，司马孚的计划是“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这就是祭出兵屯的杀手锏！目的是以边军力量自给自足，而不动用中央财政。这时关中大饥，司马懿也上表调冀州农丁移屯上邽。可此番计划，又被诸葛亮打破。不但丢了上邽的熟麦，而且损失近万人，那五千冀州农丁全部泡汤，而且粮食还被蜀军割走。
曹魏西线战局愈加被动，战区已经陷入“关中连遭贼寇（蜀军），谷帛不足”（《晋书列传二十六卷》）的局面。司马懿被迫严防死守，这时蜀汉大臣李平（即李严）因运粮不济，矫诏召回诸葛亮，暂缓了魏国危机。
最后一次，诸葛亮将军队推到距离长安仅六十公里的渭水南岸——五丈原。诸葛亮招呼东吴出兵策应，并致信给东吴丞相顾雍谈五丈原地势，其处河滨之上，地势平坦可屯田（语出《水注经·渭水》）。也采取兵屯方式，竟然和魏国当地百姓相处融洽。利用魏国土地联合屯田，准备进行持久战。这一对魏作战新思路让曹睿更加震恐，特派大臣辛毗下诏不让魏军出战。司马懿也是深谙圣意，和诸葛亮对峙于渭水。同时在一次外交来使的洽谈中得知诸葛亮“食少事繁”，认为诸葛亮不能长久。于是坚定了死守之心，哪怕接受妇人巾帼。
公元234年秋，天薄蜀汉，诸葛亮病死，曹魏去掉了心腹大患！曹魏君臣长舒一口气，三个月后曹睿大修宫室，开始了后半生的骄奢生活。蜀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基本终止了北伐，直到姜维掌权。
魏明帝时期物价继续攀升，而且由于以货易货的状态时间长久，人间巧伪渐多。有人把谷子泡水，再来换取布匹，赚黑心利润。而卖布匹的也不含糊，拿很薄的绢去换当年的谷物。可见国家经济混乱到何种地步！也就是说金融失控之后，国家经济秩序也陷入了混乱。曹睿被迫进行市场整顿，可结果却无效。“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国家经济继续失控。加上“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为此，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也就是全部有资格上朝的大臣都来严肃的探讨国家经济问题），决定重新启用五铢钱。以上的反复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天下未并，戎车岁动。这“戎车岁动”表明了诸葛亮的北伐给曹魏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
相反，诸葛亮理政时期蜀汉的经济状况却好于曹魏和东吴。诸葛亮将蜀锦出口（对魏、吴、越南、罗马出口）作为军费来源的大头，而蜀锦的生产是国营。同时他还大力发展盐铁业，将武器装备精良化，步兵、弩兵战斗力独步三国。而诸葛亮对传统赋税大项，未见有所增加。因此没有激起民变，缓和了阶级冲突。而当初曹操征关中马超，导致河间苏伯、田银起义，引发幽、冀两州响应；征汉中时，南阳百姓因为摊派的徭役太重，而爆发了宛城及其周围大别山区、郡县等地起义。这类情况在蜀汉的诸葛亮时期却没有出现。
因此，在经济发展方面，弱小的蜀汉以威武自强的姿态对曹魏关中经济区实行了毁灭性打击。关中是传统经济强区，一旦关中受累则牵动全国，最终延缓了曹魏全国经济复苏的步伐，诸葛亮北伐实是上兵伐谋之策。
诸葛亮死后蜀汉一度自守，使曹魏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屯田恢复国力，终于在正始年间实现了经济复苏。在淮南经济区一带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军事集结，以及战时军需生产的集中地，为统一天下奠定了物资基础。但就在这时，“高平陵政变”引发了“淮南三叛”，曹魏统一天下的步调再次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