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未解之谜[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政界周公为什么没有取周成王而代之
西周时期，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纪尚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治局面的这一问题，从春秋时期到现在，一直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传”；《左传·定公四年》又记，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尔有天下”。
然而有些史料中记载，周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这样的。
《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记论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周公想要得到天子的皇位。《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国事。据今所考，《尚书·大诰》中的“王”把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文王的儿子是周公，文王的孙子是成王，所以只有周公才能称文王为“考。”《尚书·唐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同母弟是康叔，“封”即为康叔之名。《康诰》中的王对康叔称“弟”，显然这个“王”又是周公。据上述条件可知，身居王位的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为什么周公会僭位称自己为王呢?根据《尚书·金》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不管理国家，我没有办法告慰我的先王。”众所周知，武王死后，国家还未统一东方，这就有待于让自己的子嗣完成统一大业。由于成王尚年少，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周公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如果自己不称王，则各诸侯就会造反，先王的统一大业将毁于一旦，自己死后无法向先王交待。《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的确，由于刚创下基业，政局不稳定，成王年幼无知，还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果想巩固新生政权，就需要经验丰富的君主。其实，武王在临死前也想把王位传给周公。《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省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应该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公时，周公“泣涕共手”，即感激又害怕，并说自己不能这么做。这足以证明，周公并不是想篡权夺位。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也只是代替成王打理国事，等成王长大再主动交出权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上奏说：“周公掌握大权，那么周朝就有道，且王室安稳，如若不然，周朝就有灭国的危险。”正因如此，周公才以天子的身份，对众多的大臣发号施令，常常称为天命。很明显，周公是为整个江山社稷作打算，才会“假为天子”。
但是，有些史料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荀子·儒效》记载说，周公屏除成王而继接武王来治理天下，有人说“偃然固有之”，这怎么不是想篡位呢?《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载周公对太公、召公解释过这个问题。召公、太公都是贤明之人，如果当时周公安分守己，怎么都怀疑他呢?特别是管叔、蔡叔他们都害怕周公的所作所为对于成王会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才会发生暴乱。看着管、蔡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对周王朝的忠心。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之事，在《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中都有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周公运用计谋让他的哥哥按照“兄弟相为后”应该继位的管叔到京城以外的地方做官，又在管、蔡发动暴乱起兵东征杀死了他。
关于周公究竟是为了周王朝的江山社稷而正大光明的代为执政，还是因为耍尽手段要篡权夺位而没有得逞的问题，要想在现今大量纷繁复杂的历史古籍中找出答案，还存在困难。
第三部分：政界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私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另外《诗经·周南·汉广》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上面资料表明，这些赵女郑姬精于打扮，善于歌舞，兼善媚术，色艺俱佳。为了金钱她们不惜出卖肉体和色相，有时甚至长途跋涉。她们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上门服务。《诗经》中用“游女”一词，将当时私妓的经营特点非常贴切地说明了。
营妓(也称“军妓”)的最初形式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记载，公元前470年前后，“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王勾践为了解决士气低落的问题，让“有过寡妇”为军中“忧思者”提供性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营妓”。尽管当时越王勾践让“有过寡妇”为军士提供性服务，可能是一种应急措施，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但它一直被看作是中国营妓制度的雏形。
但是，真正的国家经营娼妓业，却是由管仲开创的。
管仲，名夷吾，初与友人鲍叔牙经商为生。后来“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牙“遂进管仲”，“力陈管仲之贤，桓公于是任管仲为相”。(《史记·管晏世家》)管仲在任期间，竭力协助齐桓公治理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整顿吏治，严肃军队纪律，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促进生产，统一管理货币，调整物价，通过“尊王攘夷”，控制各诸侯国内政，抵御周边少数民族进军中原。通过这些改革方案，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管仲在位时不但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还设置“女闾”。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645年，因此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间。这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公元前594年)至少还要早50年以上。因此有人说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
当时妓女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如管仲设女闾300，据《周礼》中说“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是25家，总数当为7500家，若设700，就有1.75万家之多。
“女闾”制开了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作为政治家管仲，其实行“女闾”制，目的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清代褚人在《坚瓠续集》卷一记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二是为了缓解及调和社会矛盾。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当时诸侯争雄，齐桓公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借助美女来招引人才。四是供齐桓公淫乐。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这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他好色无度，喜欢寻求刺激。但管仲设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
管仲设立市妓和妓院，对后世中国公共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春秋各国纷纷效仿，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也从此让娼妓制度获得合法地位，这恐怕是作为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管子始料未及的吧!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时的妓院肯定不像日后那样畏首畏尾，而是在管仲丞相的庇护之下，光明正大地经营。所以娼妓们当然要奉管仲为“保护神”了，这一习惯也延续到了后世。
第三部分：政界赵高乱秦之谜
赵高是秦始皇和二世皇帝宠信的权臣，他声势显赫，一时权倾朝野。很多历史学家有这样的看法：秦朝的覆灭，与这个人物篡权误国多少有些关系。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写到了赵高的身世：“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长隐宫，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
赵高为什么能平步青云地进入秦王朝中央政权机关呢?这是因为他“通于狱法”，这一点与“喜刑名之学”的秦始皇不谋而合，因而成为秦始皇的心腹。秦始皇出巡途中病重，便让赵高给公子扶苏发送诏书，“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即让扶苏继承皇位。但是诏书还没发出，秦始皇已死，李斯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同他一起伪造了遗诏，扶助胡亥为二世皇帝，赐公子扶苏自尽。接着，他千方百计陷害并杀死了掌握兵权的大将蒙恬和蒙毅。胡亥继承皇帝大位后，赵高又怂恿他“尽除去先帝之故臣”，结果赵高帮助胡亥除去了许多秦的宗室大臣，连李斯也难免一死。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完全被赵高掌握。
关于赵高的身世，历来众说纷纭。清人赵翼在《除余丛考》卷四十一《赵高志在复仇》中曰：“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及者了。”他自称，这种观念出自《史记索引》，得到许多人的共认，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秦末社会矛盾的激化”章节中就这个观点指出：“赵高原是赵国远支宗室的后代，因其父犯罪被处宫刑，当了宦官……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其实这种看法没能很好理解《史记》中所说的“生隐宫”。在今本《史记》三家注中有一段“索引”的记载说“盖其父犯宫刑”，指出并非是赵翼认为的“自宫以进”，以苦肉计进行报仇。另外，还有一种较新鲜的说法，认为赵高不是“宫人”，因为京剧传统剧目《宇宙峰》中有赵高逼自己的女儿嫁给二世这一出。
因此，有人认为赵翼的观点本意只不过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论，因为今本《史记》三家注中“索引”部分，并无这种内容。就算赵翼真见了什么“孤本秘籍”，此说也很难令人信服，因为这说法和《史记》原文大相径庭，而“索引”是唐人司马贞所作，其史料价值不能与《史记》并论。《史记·蒙恬列传》原文说赵高为“诸赵疏远属也”，并不是“赵诸公子”。因为“诸赵”一语，犹《史记》、《汉书》中常用“诸吕”、“诸窦”，“赵”乃姓氏，并非国名。而“诸赵”实际上指的是秦国王室。《史记》中记载得很明确：“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指出：“秦始皇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可见，所调“诸赵疏远属也”乃指赵高是秦王室宗室，因而所谓“赵高乃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赵高并非“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而乱秦政。事实上，赵高乱秦政的故事，只能供参考。如前秦王嘉(一说梁萧绮)撰《拾遗记》中记载一则故事说：“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令赵高谋杀之。”秦始皇的鬼魂在梦中对子婴说：“余是天使也，以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欲相诛暴。”子婴因此“囚高于咸阳狱”。这故事以天道轮回为凭，胡编乱造，当然令人难以相信。
其实，就算赵高是赵国公子，他曾为“宫人”，他与秦二世胡亥加紧盘剥百姓，又任意诛灭异己，滥用刑戮，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将建立不久的秦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这一重罪也令他难辞其咎。在这种形式下，只要有星星之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曾经显赫一时的秦王朝就这样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推翻了。
第三部分：政界项羽不肯过江东之谜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为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因而在楚汉之争中落败，最终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项羽为何不渡乌江呢?两千多年来，人们有种种说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楚霸王不过江东，是因为虞姬已死。
项羽的死与虞姬的死有必然联系吗?两者之间有联系，有学者就认为项羽因“虞姬死而子弟散”心生羞愧，因而不肯过江，拔剑自刎。这样说很有道理，单纯说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因为虞姬之死就显得论据不足。而这与《史记》上说的“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以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为八千人渡江而西，今天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段话一致。“子弟散”，一方面符合他说的“天之亡我”，一方面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原因。项羽即便过江，败局已定。因而，他选择了不渡乌江。
但有的学者提出，自固陵战败后，项羽连连败退，退到垓下，垓下突围又逃往东南，一直逃至乌江边。由此可见，他早有退守江东之意，并且是一路逃奔。如果说项羽因失败使江东八千子弟葬送性命而愧对江东父老的话，垓下被围时，“虞姬死而子弟散”，他就应羞愧自杀。渡淮之后从骑仅百余人，至阴陵又迷了路，问一农夫，结果被骗，身陷天泽，被汉军追上。如此狼狈的境遇他也没有羞愧自杀呢!逃至东城，汉骑将之包围数重。尽管他“自度不得脱”，但还是把仅剩的二十八骑组织起来作了一番拼杀，又“亡其两骑”。这时候项羽仍“欲东渡乌江”。因而认为他好不容易逃到乌江岸边时却反而感到羞见江东父老而自杀似乎有些说不通。项羽的羞愧之心来得太突然，也不合情理，很可能是司马迁为使情节完整而下笔渲染的情节。
有人认为项羽不渡乌江是出于一种高贵的品质，是从早日消除人民的战争苦难考虑的。认为项羽认识到了长期内战使人民痛苦不堪，希望这场战争尽早结束。项羽确实曾有结束战争的愿望，也曾想过通过他与刘邦的个人决斗来将战争结束，他觉察到“楚国久相持不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鞍漕”，所以对刘邦说：“天下匈奴长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最后他甚至不惜违背自己个性，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通过和谈换取刘邦的让步，以鸿沟为分界。但是刘邦却违约出兵追杀楚军。当项羽失利并且认识到自己无法立即消灭刘邦而又无法谈和的情况下，项羽只有牺牲自己以结束数年的残杀。据说，项羽当时还是有可能与刘邦抗衡的。
项羽为何乌江不渡?两千多年来，无论是文人骚客，还是历史学家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但至今难有定论。
第三部分：政界“三请诸葛亮”是真是假
“三顾茅庐”这个成语典故的出处妇孺皆知。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写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出山辅助他成就帝业的故事，将刘备的礼贤下士的态度写得栩栩如生，把刘备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关羽、张飞的居功自傲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段“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记载，加以艺术构思而创作的。但刘备为请诸葛亮出山究竟是不是“三顾茅庐”?学术界各有说法。
《三国演义》中关于这第一次见面的记载是：刘备带领军队驻扎新野时，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愿见他吗?”刘备说：“你带他一起来吧。”徐庶说：“可以主动登门去见此人，但不能让他来拜见您。”可见，刘备亲自到诸葛亮那里去请求拜见、赐教。共三次前往，才得以相见。但没有写关公、张飞同往，也没有说明是在茅庐中相见。
诸葛亮自己写的《出师表》中也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几句话，证据确凿。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到了《隆中对》，对刘备三次往访以及诸葛亮论天下形势的内容记载得更为详细。刘备“三顾茅庐”一直被当作礼贤下士、重视人才的典范。刘备当时困难重重，急需人才，从情理上看，“三顾茅庐”是极有可能的，所以历代没有人对此事的真实性有过怀疑。
但现在有人提出另一种说法，认为“三顾茅庐”的记载难以令人相信。诸葛亮是位胸有宏图之士，刘备请他出山，当然正合其意，他岂能大摆架子，而不抓住这个可能失去的机会?当时的诸葛亮只有27岁，刘备则是个有声望的政治家，对诸葛亮怎能那样低声下气地苦求?虽然前一种说法中以《隆中对》作为证据，但当时，曹操几十万南征大军正威胁着刘备，《隆中对》不提这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是不合乎情理的。同时，刘备第一次见诸葛亮，不会安排现场记录。所谓《隆中对》，很有可能是后人附会《出师表》而杜撰的。据此，“三顾茅庐”之说就不可信了。
三国人鱼豢写的《魏略》中，也提到了刘、诸葛二人第一次相见的情景。《魏略》中说刘备屯兵于樊城时，曹操方已统一黄河以北，诸葛亮预见曹操马上就要对荆州发动进攻。荆州刘表性情懦弱，不晓军事，难以抵抗。诸葛亮于是北行见刘备。刘备因为诸葛亮年纪小，根本不重视他。诸葛亮通过谈论对当今政局的对策，才使刘备逐渐信任他。最后，刘备才“以上客礼之”。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的记载也大同小异。
从诸葛亮本身的积极进取的态度来看，《魏略》、《九州春秋》的记载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有人则调和了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冲突，认为“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的樊城自请相见都是真实可信的。清代学者洪颐煊在《诸史考异》中说诸葛亮初见刘备于樊城，刘备虽以上客待之，但没有特别器重他。等到徐庶举荐时，刘备再次相见，才逐渐有了很深的感情。并指出：在建安十二年初见，再次相见是在建安十三年。诸葛亮后来非常感激，因而记入了《出师表》中。
诸葛亮与刘备究竟是“一见”，是“再见”，还是“三见”，这只有当事人知道了，然而，“三请诸葛亮”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吸引了无数人。
第三部分：政界曹操为何至死不称帝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是毛泽东笔下的风流人物。看一下曹操的一生，不管他自己怎么说，他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在一条通向帝王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着。如果说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前曹操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只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铺垫，那么从建安元年起，他就开始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汉献帝。随即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将献帝变成了自己手中的一个傀儡和一张王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献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后来因为袁绍不满，曹操才将大将军的职位让给袁绍，自己改任司空，兼车骑将军，并从此开始主持朝政。
随着实力的增强，曹操对于朝政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献帝的傀儡化程度也就越来越深了。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四月，献帝诏令曹操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外出时像皇帝那样，左右严密警戒，不让行人通行。五月，曹操修建了诸侯有权享受的学宫沣宫。六月，曹操任命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十月，献帝诏令曹操像天子那样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同时，封长子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国太子。
就这样，曹操完成了夺取帝位和世袭权力的所有准备，在通向帝王的道路上，几乎已经走到了终点。曹操不但早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廷的一切大权，使自己成了一个实际上的皇帝，而且在形式上，他也同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了。曹操惟一没到手的，只不过是一个皇帝的名号而已。
事实上，曹操的代汉意图早就昭然若揭，但至死他也没有迈出最后的一步。他要把这最后一步让给自己的儿子完成。曹操为什么自己不称帝呢?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孙权劝他称帝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首先，孙权认为这样做可以获得曹操的信任，从而实现吴、魏之间的和解，自己就可以专心对付蜀汉。襄樊之役中，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从背后袭击关羽，帮了曹操的大忙，但却得罪了刘备。吴、蜀之间长达十年的联盟关系就此结束，这时他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缓和同曹魏的矛盾，否则会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其实，孙权认为曹操如果真的称帝，拥汉派将会强烈反对，曹操因此陷入困境，减轻对吴国的威胁。因此，孙权阳奉阴违，曹操看穿了孙权的意图，不肯轻易上当。
其二，从当时形势看，如果贸然称帝，确实会给政敌和拥汉派势力一个舆论上的借口，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综观曹操的一生，内部的反对和反叛大都发生在他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继续维持献帝这块招牌，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内部，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三，至少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说自己绝对没有代汉自立的意图，言辞恳切，说了差不多十年，现在如果突然改变主意，否定自己，对自己的声誉名节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如坚持把戏演下去。
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只要掌握了实权，虚名并不重要，“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一语，是他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
此外，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已65岁，年纪大了，估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也可能是他不愿称帝的一个原因。
总之，曹操不当皇帝，是从策略上全面权衡得失后所作出的决定，是一种周密而明智的谋虑。曹操自比“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是对自己的自我评定。
第三部分：政界诸葛亮娶丑女为妻探秘
诸葛亮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智慧忠贤的化身，他辅佐刘备共图大业，最终使蜀汉政权成了三国鼎立的一极。他的一生，奇闻轶事很多，“孔明择妇”便是其中之一。
诸葛亮不仅有才，而且相貌俊伟，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身高八尺，犹如松柏”。但他却选了一位“瘦黑矮小，一头黄发”的丑女阿丑为妻，诸葛亮为何要娶丑女呢?传统观点认为，诸葛亮重才不重貌，是注重人的内在美。阿丑自幼才识过人，颇有心计，诸葛亮早在成婚前就有所耳闻。这不无道理，但并非全部。其实，诸葛亮娶阿丑，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所引《褒阳记》记载：“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匹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另一种说法是诸葛亮家境贫寒，出身卑微，自幼丧父，少年时代便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吃尽军阀混战的苦头，深受强宗豪族的压迫。后来跟着在南昌做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生活。14岁时，叔父因官被削而投靠了刘表；17岁那年，叔父死了，他从此没了依靠，就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定居。他虽然住在乡下，但他不想无声无息地隐居一辈子，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盛衰，有着为国家尽忠的抱负，怀着如此壮志雄心，他立志要登上政治舞台而建功立业。
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无疑会影响到诸葛亮的婚姻大事，甚至还牵涉到了家人的婚事。这也是为在地主集团的上层站稳脚跟，以便今后一展鸿图。为此，他在家庭婚姻方面，做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姐姐嫁给了荆州地主集团中在襄阳地区颇有名望的首领人物庞德公的儿子，庞德公对其赏识备至，称他为“卧龙”，从此，他就在荆州站稳了脚跟。第二，诸葛亮为弟弟娶了荆州地主集团中在南阳地区数得着的人物林氏之女为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自己择妇结亲，当然要服从既留荆州又能结交望族这一政治目的，这也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而不到其他地方去的原因。所以，诸葛亮娶了那个丑女黄氏。
诸葛亮为何不怕众人耻笑，而娶丑女黄氏呢?换作别人也许他会犹豫，但是黄氏之女他就娶定了，一是因为黄承彦在当地有相当声望，二是因为黄妻蔡氏和刘表的后妻是姐妹关系，做了黄家的女婿，就攀上了刘表这门皇亲。
据《诸葛亮新传》记载：当黄承彦当面问及诸葛亮时，他当即“拜谢泰山”，一锤定音，把从未见过面的阿丑要了过来，从而为诸葛亮进入地主集团开了“绿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个“进身之阶”的。
从封建历史文化来说，贤妻、美妻、正妻要相夫教子，帮助丈夫治理家业，诸葛亮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自己的婚姻上，自然遵循“贤妻美妻”的风俗，而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其后确实又要过一妾。但诸葛亮要丑妇的动机仍有争论，待后人再研究探寻吧。
第三部分：政界“金匮之盟”之谜
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皇位由其弟赵光义继承，正史认为光义乃合法继位，是奉太后“金匮遗诏”之命行事。但后来有人对“金匮之盟”一事提出质疑，使得这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宋史》有好几处提到“金匮之盟”事，《杜太后传》里面记叙：“建隆三年(公元961年)，太后病，太祖始终在旁服侍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命已不长，召宰相赵普入宫。太后问太祖：‘你知道怎样得天下的吗?’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统治天下耳。假如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所拥有乎?汝死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国家之福也。’太祖顿首泣道：‘敢不如教诲!’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背也。’赵普于床前写成誓书，普于纸尾写‘臣普书’。藏在金匮(同柜)，命谨慎小心的宫人掌之。”
在司马光《涑水纪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历史上人们虽然相信有所谓的“金匮之盟”，但却找不到盟约的原文。一千多年来，没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这一盟约就成了宋太祖坦荡无私的例证。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盟约内容提出疑问。
21世纪40年代初张荫麟曾作《宋太宗继统考实》，后收入《张荫麟先生文集》，认为“金匮之盟”是赵普伪造的，全盘否定此事。除此之外，邓广铭、吴天墀、李裕民、顾吉辰、王瑞来等学者也持同种观点，怀疑它的真实性或断定“金匮之盟”的伪造性。其理由大致如张荫麟所言，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夭折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怎么会有幼主之说?杜太后凭什么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呢?实在没有道理!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人们还可以推测，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尚可勉强解释。但是，太祖活了50来岁，并没有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真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就算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六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呢?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因为这是他继位合法有力证据，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太祖并未遵守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但对“金匮之盟”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们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关于立此盟约的条件，持肯定论者认为它符合常理。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这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的特殊时期，五代君主十三人，在位超过十年绝无仅有，有七人死于非命，杜太后凭什么否认宋太祖可以摆脱“宿命”，而不像周世宗英年早逝、最终幼主执政失国而终呢?杜太后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说出了“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这一段话。杜太后认为刚刚建国，根基未稳，随时有可能成为短命的“第六代”。尽管当时太祖正值壮年，但政治变化无常，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暴死?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被人杀掉?假如真的发生了，十多岁的德昭显然是不足以应付。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应是理想的继承人。
“金匮之盟”疑案属于皇家禁宫疑案，否定也好，肯定也好，都是根据当时历史事实、政治背景所作出的判断。比较双方的观点，其资料和解释、推断均偏向于对己方所持观点有利的一边，因此越争论疑点越多。
第三部分：政界秦桧私通金国之谜
秦桧(公元1090～1155年)，字会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代汉奸。南宋时期，他把持朝政，通敌叛国，残害忠良。尤其可鄙的是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抗金名将岳飞，留下了千古骂名。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秦桧是何时沦为金国的奸细的?据推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他为金人掳获后，由囚徒沦为了内奸。秦桧在金的所作所为，今已无处可查。但是关于秦桧的南归，颇能说明问题。他自己说是“杀监己者奔舟而归”，对此当时人就很怀疑，但因有宰相范宗尹、知枢密院事李回的极力保荐，所以才被高宗接纳，最终令高宗对他深信不疑，并委以重任。绍兴初做过宰相的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说：“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赉(又名达懒、达兰，即完颜昌)任用，至是与其家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其行，然全家来归，婢仆亦无损，人知其非逃归也。”另外有记载说，秦桧在金朝献和议书，当时金统治者赐他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金朝攻楚州，秦桧竟然被允许用船将全家带回，不是奸细，能得金人如此恩宠?实情是，建炎三年，金兵南侵时，秦桧作为金太宗之弟挞懒的随军转运使同行。临行前，秦桧欲携其妻王氏南下，又恐挞懒不允，于是假装争吵，并故意让挞懒知晓，终于获准。而秦桧此番南下的重要任务就是诱使宋朝与金达成和议。
从金人那里也能找到秦桧投降金人的确凿证据。宋嘉定七年(金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