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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图)

2015-03-20

一九三六年萧红在日本

一九三四年的萧红

一九四○年萧红在香港

1935年,萧红与萧军摄于上海

一九三八年萧红与端木蕻良

萧红,上世纪30年代极具才华的女作家,也是鲁迅生前最为关心和扶持的青年作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萧红诞生85周年时给了她这样的评价:“世界上最优秀的当代女作家之一”。

然而,萧红只活了31年,在留下《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传世之作后,她的生命过早凋零了。最近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的《追忆女作家萧红》,再现了这位女作家短暂而坎坷的一生,关于她的童年、她的写作、她的情感以及她的死因,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失爱的童年

1911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黑龙江呼兰县龙王庙胡同张家大院(今文化路29号)正房东尾南炕上,诞生了一个女孩。女孩的祖母、父亲都满脸的不高兴,一是嫌她是女的;二是认为端午节是忌日,不吉利。内当家范氏给这个小姑娘取名荣华,大号叫张乃莹。这个小姑娘就是后来笔名叫“萧红”的女作家。

在张家大院里,萧红最喜欢去的是后花园。在这里,她暂时忘记了祖母用钢针刺她手指的疼痛,忘记了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去人性的叱喝声,忘记了一脸病容的母亲对她的冷淡。每当祖母斥骂祖父与萧红时,一老一少就手拉手逃到后花园去做游戏、栽花、种小白菜,这是萧红孤独寂寞童年的惟一快乐时光。

除了玩,祖父也教萧红念诗,为萧红讲解诗的含意。祖父是萧红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也是在萧红幼小心灵里播下爱的种子的园丁。

进中学后,萧红在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古今的小说、杂文和诗。她看鲁迅、茅盾、郁达夫、郭沫若,读莎士比亚、歌德、海涅、普希金的作品,和同学们交换着阅读,一起谈论,有时还会争辩,讨论人生的真谛。

萧红不光看书,还不时地写点散文、诗等,刊登在学校的黑板报或校刊上,这些作品从生活中来,朴实无华,感情真挚。1930年初夏,学校组织学生到吉林旅游,不久,校刊上刊出一组署名“悄吟”的诗,题为《吉林之游》。要好的同学问萧红,为什么用“悄吟”这个笔名?她说:“悄悄地吟咏嘛。”后来萧红成名后,也常用这个笔名。

这些刊登在黑板报和校刊上的散文和诗,可算是萧红最早的文学作品。

离家出走

快毕业了,萧红突然变得心事重重,喜怒无常,常在夜里独自哭泣,原来家中早已将萧红许配给了汪家少爷汪殿甲,汪是法政大学的学生,但萧红发现他吸食鸦片,心里很厌恶。

1930年夏,初中毕业后的萧红与家庭决裂,她出走了。

萧红自小缺乏爱,因此对爱的渴望相当强烈,只要有人对她稍稍有爱的表示,她就会盲目地付出比对方多十倍的爱,她要在别人身上追回童年失去的爱,她要得到爱的补偿。但可悲的是,她不知道对方是否具有与她同样的爱的渴求,这就使她在以后的感情世界里连连受到挫伤,而不能自拔。

萧红到北京后,汪殿甲也跟踪而来,并找到了萧红。虽然萧红不喜欢他,但她孤身一人来到异乡,心境的孤独,经济的困顿,极需要一位能慰藉她的人。汪殿甲很会献殷勤,说些动听的话,她终于在他无耻、狡猾的纠缠下降伏了,而且很快有了身孕。

萧红和汪殿甲回到哈尔滨,住进道外东兴顺旅馆,一住就是半年多,两人坐吃山空,欠了旅馆六百多元。汪殿甲见势不妙就想溜。一天,他对萧红说,回家去要点钱来还债。萧红信以为真,让他走了,谁知他一去不复返。旅馆派人盯着萧红,把她当“人质”扣起来,想等她不能偿还债务时,将她卖进妓院,旅馆也不会亏本。

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萧红已感到小生命在蠕动,但她已失去第一次做母亲的喜悦。她害怕,她忧愁,不知该怎么办?走投无路之际,萧红写信向报馆求救,当时《国际协报》的副刊主编裴馨园把信给萧军、方未艾等青年朋友看,大伙都深表同情。他们以记者身份去与旅馆交涉,使老板暂时不敢继续虐待萧红。

萧军自从见了萧红后,就一直想如何救她?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接她出来,结为夫妻,是唯一的办法。但第一步必须为她还债,赎出来才行。对于一个穷作家来说,六百元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谈何容易!

正在为难之际,哈尔滨因连日暴雨使松花江决了堤,整个城市成了汪洋大海,萧红被困的旅馆也被大水包围,趁着一片混乱之际,萧红逃离了旅馆。萧军把她送进一家医院,生下一女,因无钱偿还医药费,自己生活又无着落,出院时,萧红只得将婴儿留在了医院。

踏上文学征程

在贫困交加中,萧红与萧军开始了饥寒交迫的蜜月生活。

1932年底,《国际协报》举行新年征文活动,在萧军和朋友们的一致鼓励下,萧红写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作为征文,由萧军亲自交给当时在《国际协报》编副刊的方未艾和陈稚虞。《王阿嫂的死》描写勤劳、善良的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方、陈两人研究后,当即决定发表。可以说,萧红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系着中华民族的魂。

从此,萧红便以“悄吟”、“田娣”等笔名发表作品。从1933年8月到12月的《夜哨》文艺周刊上,几乎每期都有她的作品。小说《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烦扰的一日》;散文《小黑狗》、《渺茫中》;诗《八月天》等。萧红开始踏上了艰难的文学征程。

自1932年到1934年,萧红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大同报·大同俱乐部》等各种刊物上先后发表《幻觉》、《弃儿》、《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两个青蛙》、《八月天》、《哑老人》、《叶子》、《清晨的马路上》、《渺茫中》、《镀金的学说》、《破落之街》、《出嫁》等作品。特别是与萧军共同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跋涉》之后,更引起文坛的关注。

由于日伪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和镇压加剧,两萧也上了黑名单,随时有被捕的危险。1934年5、6月间,萧红和萧军秘密离开哈尔滨去青岛。

萧红在青岛只待了五个多月,但在她的创作中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她在这里完成了她的成名之作《生死场》。

与鲁迅的友谊

1934年11月,萧红、萧军从青岛到上海,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83号找到了住处。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鲁迅写信,他们迫切地表示希望见到鲁迅。鲁迅收到信后,当天就写了回信。

1934年11月30日,鲁迅约两萧到虹口内山书店会面。萧红急不可待地盼望亲耳听听鲁迅的说话声,那带着绍兴口音的南方话一定挺有趣,他的笑声是不是和最爱她的祖父一样亲切?还有他的模样是不是绍兴师爷的样子?噢,他的右手中指上一定有厚厚的老茧,那是写文章磨出来的……

这两位充满“野气”的东北青年一进内山书店,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等了几分钟,一位脚穿黑色胶鞋,身着黑色长袍,左臂下夹着一个包的长者走进来。萧红和萧军用眼光和他打招呼,鲁迅立即上前说了一句:“您是刘先生罢?”萧军点了点头,鲁迅又说:“您等一等,我和老板说句话就来。”说完就走进内屋去。不一会儿,鲁迅从内屋出来,说:“我们走吧。”

萧红和萧军跟着鲁迅来到附近的一家外国人开设的咖啡店,一边饮茶,一边交谈。这时门一声响,许广平带着海婴来了。小海婴见到萧红特别亲热,觉得她像大姐姐,可以一起玩耍嬉闹。许广平看着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这位来自北方的姑娘给许广平留下很好的印象。

两萧把《八月的乡村》手稿交给鲁迅,请鲁迅指导和帮助寻找书店出版。《八月的乡村》是萧军在青岛写完初稿后带到上海来的,萧红用日本制的美浓纸帮他誊清。这种纸只有在内山杂志公司有卖,是萧红把一件旧毛衣当了换来的钱买的。

萧红和萧军开始了在上海的创作。萧红写了《小六》、《过夜》等作品,《小六》通过小六一家被旧势力逼迫多次搬家以致发疯的悲剧,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揭示了劳动人民的辛酸遭遇。萧红把它寄给鲁迅,鲁迅收到后推荐给陈望道编辑的《太白》半月刊,很快在1935年3月5日出版的该刊上刊出。与此同时,萧军也一口气写了《职业》、《樱花》、《货船》、《初秋的风》、《军中》等,经鲁迅的介绍,先后在几个刊物上刊出。

在鲁迅的眼中,萧红只是个大孩子,鲁迅曾多次提醒萧红在上海的环境中不要把自己从北方农村带来的“野气”改掉,不要沾染那种“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的江南才子气”。鲁迅还在写作方法上具体地指导和培养,要她不能脱离生活,不然“将永不会写文章了”。他希望萧红“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萧红读着鲁迅风趣而又意味深长的信,心中往往会产生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又化为创作的冲动,她拿起笔,伏案疾书,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触,写在国难当头的年代生活在沦陷土地上的东北人民;写她栖身于哈尔滨商市街窘迫困苦的境地;写她和萧军“蜜月”中的苦情和离乡前复杂的思绪……

两萧搬到拉都路351号后,房子大了,就想请鲁迅来作客,但鲁迅实在太忙,一直未能如愿。终于在1935年5月2日,鲁迅和许广平带海婴一同去看望萧红和萧军。这天萧红和萧军像往常一样在写作,突然鲁迅全家从天而降,这使他们非常兴奋和欢喜,忙请他们坐下休息聊天,大约一个钟头后,鲁迅邀两萧出去共进午餐。那天吃了些什么,萧红全然不记得了,她只注意鲁迅亲切的话语,爽朗的笑声,吸烟的姿势……这次见面后十几天,萧红完成了长篇回忆散文《商市街》。

萧红没有辜负鲁迅对她的期望,在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创造了瞩目的业绩。《生死场》是萧红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问世,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很喜欢萧红的作品,当他读到萧红到上海不久创作的《小六》时,就说:“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鲁迅看了《生死场》后,觉得萧红“描绘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拿到《生死场》书稿后,鲁迅就托人把这部稿子送到各方面去“兜售”,希望能找到一处可以公开出版的书店来接受它。曾有文学社愿意给她付印,但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在这半年的焦急等待中,萧红不止一次地写信问鲁迅,鲁迅总是耐心地回答她。

等到《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准备出版时,叶紫的《丰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已出版,都有鲁迅写的序。萧红就写信给鲁迅,说:“他们(叶紫和萧军)的书都有您给写的《序》,我也要!”鲁迅接信后,在1935年11月14日夜里就为《生死场》写了《序言》,第二天即寄给萧红。

《生死场》作为东北人民向入侵者抗争的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自1935年12月初版后,重版了不下20次。

鲁迅对萧红并不一味袒护,他一方面肯定她的点滴进步,另一方面对她思想和创作上的弱点,也总是给以实事求是的批评和帮助。鲁迅在为《生死场》写的序言中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短短一句话,既赞扬了萧红在叙事和写景上的长处,又婉转地点出了萧红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不够生动,流于自然主义的弱点,还须下苦功夫练笔。鲁迅怕萧红不能理解他的苦心,在1935年年11月16日的信中,还特意写清楚:“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

1936年3月,萧红和萧军搬到北四川路底的“永乐里”居住,意图是离鲁迅更近一些。自此,两萧“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他们谈天说地,拉家常,说到好笑的事,鲁迅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那笑声是那么的有感染力,惹得萧红也笑弯了腰。

有的时候,萧红就趴在鲁迅的膝盖上,她觉得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的日子。萧红曾经问鲁迅:“您对青年们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答:“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

有一天,萧红穿了件式样新奇、火红颜色的上衣,下着一条咖啡色格子裙,脚蹬一双短统靴子,自我感觉相当良好地去鲁迅家,一心指望鲁迅或许广平能对她的服饰大加赞扬。可是许广平忙着家务,鲁迅也无暇注意她的衣服,坐在躺椅上抽着烟。萧红实在忍不住了,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鲁迅这才把萧红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不大漂亮。”鲁迅怕萧红不高兴,接着又解释:“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接着鲁迅兴致勃勃地谈了衣服的色彩怎样同人体的胖瘦肤色相协调:“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人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鲁迅这番话,把萧红说得五体投地,她很奇怪,鲁迅怎么会知道“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萧红好奇地问。鲁迅回答:“看过书,关于美学的。”可萧红还刨根问底地问:“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鲁迅好像难以对答,干脆沉默。一旁的许广平接过话来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萧红这才似乎得到了满足。

萧红在鲁迅家吃饭时,常常会露一手给大家瞧瞧,什么韭菜合子、合叶饼、特别是做饺子,又快又好。鲁迅对萧红可说是百依百顺,只要萧红提议做什么吃,鲁迅总是同意的。吃过晚饭,萧红经常随鲁迅一家一起去看电影,萧红一点也想不起来,鲁迅对她曾有过任何气恼的表现,总是乐呵呵的。萧红在鲁迅身上得到的不仅是导师的教诲,更是她渴望已久的“母爱”的感觉。

在爱的漩涡中

自从《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问世后,萧红和萧军成了文坛上瞩目的一对文学夫妇。在人们眼中,他们是多么幸福、和谐、快乐的一对。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萧红心中似乎隐藏着什么痛苦,细心的许广平感觉到“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为了解脱苦痛的情绪,萧红常常整天整天地待在鲁迅家中,许广平只得放下手中的家务,陪着她。她和萧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萧红和萧军,一个纤细、一个粗犷;一个多病,一个强壮;一个出手慢,一个坐下就能写。热恋时,双方不会注意互相在性格、爱好、习惯、健康等各方面的差异,但时间一长,冷静下来后会逐渐发现,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互相忍让,或产生激烈的矛盾,发生种种不愉快的事。碰到两个个性倔强、自尊心很强的人,即使不愿伤害对方,也会使双方陷入痛苦。

萧军对待萧红,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由于我像对于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很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有时朋友来聊天,谈到创作,萧军随口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而朋友则附和地说:“结构却也不坚实!”不管萧军的动机是如何的善良,但萧红听了,气会不打一处来。萧红是被社会承认的女作家,当然名作家写的每一件作品并不一定都是名作,但作为她的丈夫,在别人面前如此评论萧红,这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早年的贫困、漂泊、折磨,使萧红的身体一直很衰弱,面色苍白,时常听见她诉说头痛……对于体弱多病的妻子的心态,粗壮如牛的萧军无法全部理解,往往一个疏忽,惹得萧红不高兴,心里就结下疙瘩。

萧红自己也承认:“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萧军认为“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她会感到这样的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1938年,萧红随“西战团”先到西安。萧军在3月11日拿到了去延安的通行证,只身步行渡过黄河,于18日到达延安。在延安住了半个多月,正好丁玲和聂绀弩来到延安,约他去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他同意了。

在临汾车站送萧红上火车时,萧军在月台上拉住了聂绀弩,对鲁迅介绍给他的这位朋友,萧军一直非常信任,因此他对聂绀弩吐露了心声。萧军说:“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怎么,你们要……”聂绀弩吃惊地问。“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绝不先抛弃她!”

在临汾的分手,两萧心中都很明白,这将是永久的分离。也许失去的东西更觉珍贵,萧军抱着一线希望,于四月初和丁玲、聂绀弩从延安到达西安,想再见萧红一面。当他们一行刚走进一所中学的院子时,“西战团”的一个团员看见丁玲,就喊:“主任回来了!”听到喊声,萧红和端木蕻良一起从丁玲的房里跑出来,他们以为迎接的是丁玲,没想到旁边却站着风尘仆仆的萧军,两人都愣住了。萧军虽有思想准备,但看到他俩一同从屋子里出来,心中总有一股说不出的酸楚味。

这时的聂绀弩比任何人都了解萧红、萧军和端木三人之间的关系。他与丁玲到延安去之前,萧红曾向他倾吐过心中苦痛,和与端木的关系。

那天月色朦胧,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黑色的小外套,和聂绀弩行走在正北路上,手中的小竹棍儿随便地敲着路边的电线杆和树。她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他们在马路上来回地走,说得很多。最后,萧红说:“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聂绀弩问她什么事?萧红举起手中的小竹棍儿说,这是她在杭州买的,带着已经一两年了,“今天,端木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说。明天,我打算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么?”聂绀弩一口答应。

没过几天,聂绀弩又在马路上碰见萧红,萧红一定要请聂绀弩吃饭。进饭馆后,萧红看着他吃了满满三碗饭后开口了。“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么?”“没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谅的。”“那个小竹棍儿的事……刚才,我已经送给他(端木蕻良)了。”

聂绀弩心中喀噔一愣,似乎想挽回什么,反问道:“那只是一根小棍儿,它不象征别的什么吧?萧军说你没有处事经验。”聂绀弩还在提醒萧红。“在要紧的事上我有!”萧红话说得很坚定,但聂绀弩听得出,她的声音有点发颤。

现在三人碰头,萧军和端木礼节性地拥抱后,进屋洗脸,萧红也进了屋,站在一边微笑地说:“三郎——我们永远分离罢!”“好。”萧红听到萧军说声“好”字,很快地走了出去。

萧军说:“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地确定下来了。”据后人披露,当时萧红已有了身孕,是萧军的,所以萧军建议是不是等生了孩子以后再离,如果她不愿要他的孩子,可以由他抚养。可是萧红离心已定,不再接受他的好意,也不愿把孩子给萧军。

多年后,萧军很冷静地分析了他与萧红的分手缘由:“在我们经行的生活历程上,并非尽属康庄大道。正如一般青年男女一样,彼此之间也发生过猜疑,发生过误解,发生过‘外力’的干扰……但是人间的事情终归要有所变化,一旦主观、客观条件有所变化,时间、空间有所变化,共同基础有所变化,相应的人的思想、感情、理想……也必然要导致于变化。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有它的一定规律可寻的,因此对于我们之间的‘诀别’,也就无足稀奇了。”

对于两萧的分手,常有人责备萧红的不是。其实,当时两萧戏剧性地结合,舆论天平的砝码就是倾向萧军的,因为是萧军把危难中的萧红解救出来,一个强者救了一个弱者,一个给予,一个得到,本来就是不平衡的。以后萧红再怎么把全部的爱献给萧军,人们都认为这是她应该做的。两萧分手了,当中插进个“第三者”,舆论肯定是不利于萧红的,这一点使萧红非常伤心,她恨这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

而萧红对端木的感情也是复杂的。端木曾对朋友说,那时“对萧红表示好感的作家有好几个。有一次萧红买了一根手杖回来大家都争着要’,萧红一面告诉大家,要把这件东西藏起来,让大家去找,谁找到就归谁;一面又悄悄告诉端木藏物之所在。结果当然就给端木‘找’到了。”这件用品就是萧红对聂绀弩说的“小竹棍儿”。

1938年4月,萧红和端木决定回武汉去。火车快要开了,聂绀弩挤开人群,对萧红大声说:“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这是朋友的肺腑之言,萧红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出来。火车启动了,聂绀弩向萧红做着飞的姿势,又用手指向天空,她会心地笑着点头,向朋友们挥手告别,她的视线不断地在人群中搜索着,想寻找那熟悉的身影,可是火车越开越快,人群渐渐变小,萧红的手无力地垂下了……

从此,萧红和萧军各奔东西,再也没见过面。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

1940年1月,萧红和端木蕻良乘飞机到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萧红身体很不好,常常咳嗽、头痛、失眠,但她还是勤奋地写作,把带来未完成的《呼兰河传》脱稿后,又开始创作以“九·一八”事变后祖国半壁山河沦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马伯乐》。

萧红1939年在重庆时已开始构思《马伯乐》,1940年到香港后动笔,小说上半部于1941年1月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初版,封面是萧红亲自设计的,之后多次再版。同年,香港《时代批评》开始连载《马伯乐》下半部,直到1941年秋第九章结束时,萧红因病重而辍笔。

1942年1月12日,萧红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医生会诊后,次日萧红被送进手术室……这次手术加速了萧红的死亡——她被不负责任的医生李某误断为喉瘤,喉管开刀,致使病情剧转,痛苦万分。

这天黄昏,萧红靠在病床上,端木蕻良和好友骆宾基陪在床侧,萧红说:“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的发展,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凡事对人若有些好处的就该去做。我们不是这世界上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萧红继续说:“我未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

1942年1月18日,萧红转入玛丽医院,重新动手术,换喉口的呼吸管。19日夜12时,萧红用手势对骆宾基表示要笔,她在拍纸簿子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萧红最后的呐喊,她不愿死,她还有很多作品要写。

21日早晨,萧红和端木、骆宾基说话的时候,脸色红润,而且吃了半个牛肉罐头,她喉头的铜管被痰堵塞因而发出嘶哑的声音:“我完全好了,从来没有吃得这样多。”

22日黎明,当骆宾基再次来到玛丽医院,发现门口已换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上楼一看,萧红已经不在了。几经辗转找到端木,才知道萧红被转移到一家临时病院,已告病危,眼下还缺少一笔丧葬费。骆宾基向人借了二十元钱,交给端木。不料两人在去医院的路上又碰到“乱仔”,连钱带身上的衣服全被抢走了。

上午9时,当骆宾基和端木终于赶到这所临时病院时,只见萧红身上盖着毛毯,仰脸躺着,脸色惨白,合着眼睛,头发披散地垂在枕后,脸色逐渐灰黯,喉管开刀处有泡沫涌出……11时,萧红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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