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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萝蕤】赵萝蕤简介_赵萝蕤 荒原

赵萝蕤

人物简介   赵萝蕤(1912-1998) ,我国著名翻译家、文学家,宗教教育家赵紫宸之女、“新月派”诗人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拥有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担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她的翻译作品有《荒原》、《草叶集》、《哈依瓦萨之歌》等,并与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赵萝蕤曾荣获”中美文化交流奖”和“彩虹翻译奖”,执教五十余载,桃李满天下。1998年,赵萝蕤病逝。

人物生平
  幼年时期
  赵萝蕤自幼长在苏州,14岁走出古城,开始了她此后70年的学术人生。她的父亲赵紫宸出身贫寒,早年就读东吴大学,是黄摩西的学生,后来又留学美国。到她上学时,赵紫宸已是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了。她在苏州圣约翰堂附近的幼稚园玩了3年,7岁进入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同年开始学习英语和钢琴,受的完全是美国式的教育。赵紫宸是个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极深的学者,他生怕教会学校不注重中文的培养,就亲自在家里为女儿教授《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赵萝蕤一直觉得那种对古诗文的吟诵就像唱歌。由于家庭教育的合理,她的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不久就从二年级直升四年级。六年级时,她的语文成绩被评为全校第一,语文素养甚至达到并超过了高中三年级的学生。12岁那年,女作家苏雪林来班上教国文,她重视学生的写作能力,赵萝蕤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双行密圈。
  全家迁往北京
  赵萝蕤离开苏州是因为父亲赵紫宸接任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他们全家迁往北京。这一年(1926年)赵萝蕤14岁,当年,她就考上了燕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三,父亲因爱女年幼,嘱她改读高二。
  燕大读书
  1928年,赵萝蕤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业于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名教授。翌年,美国老师包贵思女士劝她改学外国文学,理由是既然酷爱文学,就应扩大眼界,不应只学中文。中国文学可以自修,外国文学学好了,能使中文更上层楼。她遂征得父亲同意,转系攻读英国文学。这一改变决定了她一生的事业与西方文学的建树。
  在英文系就读期间,赵萝蕤在燕大朗润园的草坪上用英语演出过莎翁的名剧《皆大欢喜》,她扮演那位女扮男装的罗莎林,赢得了学生和教授们的交口称赞。当时桑美德教授开设小说课,指定学生阅读的英文原著,她几乎全部读过,因为这些书在父亲的藏书中都有,她早已选读过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等名家作品,这令桑教授惊讶不已。
  从燕大毕业时,赵萝蕤真是太年轻了,这么早就面临了职业选择,她在追忆当年的情境时说:“作为女性,我能够选择的生活道路够狭窄的。我大学毕业时才20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清华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除了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结果,赵萝蕤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就这样,赵萝蕤被录取了,并且还得了一年360元的奖学金。她在清华学习了3年,听了吴宓的“中西诗的比较”,叶公超的“文艺理论”,温德的许多法国文学课:司汤达、波德赖尔、梵乐希等,还跟吴可读读了英意对照的但丁的《神曲》。
  她在燕大读书时,就常为闻一多创办的那个“短命”的《学文》杂志翻译外国文艺理论文章,进入清华第3年,应戴望舒之约开始翻译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这是一首以晦涩难懂、征引渊博著称的现代派长诗,艾略特为写该诗引用了33个不同作家的作品以及多种歌曲,引入36种(包括梵文)外国语,还特别强调了有关圣杯的传说和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和太洛纸牌、渔王、耶稣等传说。译文先在杂志《新诗》上发表,1937年由上海新诗出版社出版,她的老师叶公超作序。20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的《外国文艺》的某期上,我读到了赵萝蕤重新修订的《荒原》,那晦涩的意蕴、丰厚的旨趣,被赵萝蕤表达得恰如其分,不由不令你钦服叫绝。虽然后来《荒原》又有了裘小龙的译本,但赵萝蕤的《荒原》译本仍然是无可替代的。
  《荒原》中译本的发表,使赵萝蕤一举成名。但是当年的读书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需要具备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和中西文学功力的这位翻译者,竟是一位才20出头的妙龄闺秀。当时邢光祖先生评论说:“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的‘荒原’上的灵芝,而赵女士的这册译本则是我国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作为《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赵萝蕤在1940年受重庆《时事新报》“学灯”版主编宗白华先生之约,写了一篇题为《艾略特与〈荒原〉》的文章,全面评析了《荒原》这首无一字无来历的艰涩长诗的艺术特色。这篇文章是国内评论艾略特的先驱,开了把西方现代派文学译介到我国的先河,对我国不少新诗人(如“九叶诗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正值抗战的艰苦时期,赵萝蕤在文中指出:艾略特在《荒原》里写的“一片人类物质的精神的大荒原”,“其中的男女正在烈火中受种种不堪的磨练”也正是我们时代的写照;全诗最末一节诗人的热切盼望:“也许我们再能变为燕子,无边的平安再来照顾我们”也正是作为译者的赵萝蕤的在译这首艰难而冗长的长诗时的期盼。人类的喜怒与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正在这个不平凡的大时代里升沉演化,我们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创伤与不变不屈的信心,不就是作者在《荒原》中所要表现出的时代精神么?
  与艾略特畅谈
  赵萝蕤是我国少数几位有幸与那位出生于美国、后加入英籍的诗人艾略特晤面畅谈的学者之一。1944年秋,陈梦家受邀赴美讲学,在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6年夏,陈梦家在哈佛大学会见了回美国探亲的艾略特。7月9日晚上,艾略特请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晚餐,诗人即席朗诵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并且在她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上签名留念,还在前者的扉页上题写了:“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
  毕业后
  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是1935年,转入西语系任助教,1936年与陈梦家结婚。“七七事变”后,夫妇俩辗转跋涉到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作出牺牲,在家操持家务,但仍勤读不辍。1939年至1944年,她在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任教,同时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反法西斯小说《死了的山村》。
  1944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先生给陈梦家联系了到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的工作。赵萝蕤因此有了在美国第一流的芝大英语系学习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的芝大英语系正是它的全盛时代,聚集了不少世界知名的一流学者。文艺理论与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专家是克莱恩教授;莎士比亚与玄学派诗人的专家是乔治.威廉森教授;19世纪小说文本精读的专家是法国著名学者卡萨缅的高足布郎教授;狄更斯与英国文学专家是沙伯尔教授;古英语、中世纪英语与乔叟专家是赫伯特教授;美国文学专家是维尔特教授,他同时任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赵萝蕤得以在他们的门下学习和研究,真是非常幸运。维尔特教授问她有多少时间学习,打算学三年还是四年?这使她想起了10岁时与祖父的一段对话。
  祖父说:你将来想得一个什么学位?
  赵萝蕤说:我只想当一个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第一流学者。
  此刻在维尔特教授面前她犹豫了。陈梦家则竭力说服她: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于是,她选择了4年。此后的4年,赵萝蕤把它称之为“我一生中很重要的4年”,先后与周钰良、巫宁坤、查良铮(穆旦)等同学。
  赵萝蕤在芝大的第4年决定专修美国文学,是出于对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兴趣,她几乎钻研了作家的全部作品。1948年,她以研究詹姆斯为题的论文《〈鸽翼〉源流考》获得芝大哲学博士学位,成为国际上最早研究这位作家的学者之一。在研究的同时,她广泛收集有关詹姆斯的一切资料,维尔特教授说,赵萝蕤已算得上美国的第3名詹姆斯图书收藏家了。当时詹姆斯还远没有今日的盛誉,从这里可以看出赵萝蕤高超的艺术修养和睿智的文学眼光。那几年的留学生活,是赵萝蕤人生中的极乐时光,她涵泳在美国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高雅的文化艺术的海洋中,如鱼得水。
  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任教清华。翌年冬赵萝蕤也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三周后,北平易帜,她与丈夫团聚。随后,她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后又兼系主任。1952年,全盘苏俄化,随之院系调整,燕大寿终,她乃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1957年陈梦家被打成右派,文革初又因不堪忍受凌辱而自缢身亡。赵萝蕤遭此沉重打击,一度精神分裂,住进了安定医院。她的学生梅绍武、屠珍夫妇去探望时感到“其情甚为凄惨,令人潸然泪下”。翦除四凶之后,她继续执教,并任博士生导师。她读了近十余年来美国新出版的有关惠特曼的著作,又借赴美探亲的机会到国会图书馆查阅惠特曼的手稿,终以惊人的毅力花费12年工夫完成了带有大量注释的《草叶集》全译本,199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一成就震惊了学术界。《纽约时报》评论说:“一位中国学者竟能如此执着而雄心勃勃地移译我们这位主张人人平等的伟大民族诗人的作品,真使我们惊讶不已。”芝加哥大学为此在建校百年时向她颁发了“专业成就奖”。
 
赵萝蕤 荒原
  《荒原》是现代英美诗歌的里程碑,是象征主义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托马斯·艾略特(1888-1965)的成名作和影响最深远的作品,表达了西方一代人精神上的幻灭,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1948年因“革新现代诗,功绩卓著的先驱”,获诺贝尔奖文学类。
  《荒原》也是赵萝蕤的翻译之作:
  “是的,我自己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孩子们在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我要死。”
  (献给埃兹拉·庞德
  最卓越的匠人)
  一、死者的葬礼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冬天使我们温暖,大地
  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又叫
  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
  夏天来得出人意外,在下阵雨的时候
  来到了斯丹卜基西;我们在柱廊下躲避,
  等太阳出来又进了霍夫加登,
  喝咖啡,闲谈了一个小时。
  我不是俄国人,我是立陶宛来的,是地道的德国人。
  而且我们小时候住在大公那里
  我表兄家,他带着我出去滑雪橇,
  我很害怕。他说,玛丽,
  玛丽,牢牢揪住。我们就往下冲。
  在山上,那里你觉得自由。
  大半个晚上我看书,冬天我到南方。
  什么树根在抓紧,什么树根在从
  这堆乱石块里长出?人子啊,
  你说不出,也猜不到,因为你只知道
  一堆破烂的偶像,承受着太阳的鞭打
  枯死的树没有遮荫。蟋蟀的声音也不使人放心,
  焦石间没有流水的声音。只有
  这块红石下有影子,
  (请走进这块红石下的影子)
  我要指点你一件事,它既不像
  你早起的影子,在你后面迈步;
  也不像傍晚的,站起身来迎着你;
  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
  风吹得很轻快,
  吹送我回家去,
  爱尔兰的小孩,
  你在哪里逗留?
  “一年前你先给我的是风信子;
  他们叫我做风信子的女郎”,
  ——可是等我们回来,晚了,从风信子的园里来,
  你的臂膊抱满,你的头发湿漉,我说不出
  话,眼睛看不见,我既不是
  活的,也未曾死,我什么都不知道,
  望着光亮的中心看时,是一片寂静。
  荒凉而空虚是那大海。
  马丹梭梭屈里士,著名的女相士,
  患了重感冒,可仍然是
  欧罗巴知名的最有智慧的女人,
  带着一副恶毒的纸牌,这里,她说,
  是你的一张,那淹死了的腓尼基水手,
  (这些珍珠就是他的眼睛,看!)
  这是贝洛多纳,岩石的女主人
  一个善于应变的女人。
  这人带着三根杖,这是“转轮”,
  这是那独眼商人,这张牌上面
  一无所有,是他背在背上的一种东西。
  是不准我看见的。我没有找到
  “那被绞死的人”。怕水里的死亡。
  我看见成群的人,在绕着圈子走。
  谢谢你。你看见亲爱的爱奎尔太太的时候
  就说我自己把天宫图给她带去,
  这年头人得小心啊。
  并无实体的城,
  在冬日破晓的黄雾下,
  一群人鱼贯地流过伦敦桥,人数是那么多,
  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许多人。
  叹息,短促而稀少,吐了出来,
  人人的眼睛都盯住在自己的脚前。
  流上山,流下威廉王大街,
  直到圣马利吴尔诺斯教堂,那里报时的钟声
  敲着最后的第九下,阴沉的一声。
  在那里我看见一个熟人,拦住他叫道:“斯代真!”
  你从前在迈里的船上是和我在一起的!
  去年你种在你花园里的尸首,
  它发芽了吗?今年会开花吗?
  还是忽来严霜捣坏了它的花床?
  叫这狗熊星走远吧,它是人们的朋友,
  不然它会用它的爪子再把它挖掘出来!
  你!虚伪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
 
社会评价
  钱穆忆赵萝蕤
  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是一本怀人含蓄、忆事婉约的书。他在追忆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生活时,有一段说到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及是夫妇同来联大。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这位名校花,就是外语界老一辈中的大学者赵萝蕤先生。
  叶廷芳忆赵萝蕤
  大概是80年代后期了吧,她征求我意见:“现在一家出版社约我翻译惠特曼,但我很犯难,因为李光鉴(我的同事)已经在译了。”我说:“文学翻译不怕重译。您和李各有各的优势,值得译。”后来出乎意料:她竟然一口气把惠特曼全集译完了,而且广受好评,这成为她翻译事业的又一座丰碑。
  又过了些时候,已经是90年代初了,我劝她说:“现在我国学术界对外交流很频繁,赵先生美国回来那么多年了,您应该去美国或英国看看呀!”她说:“咳,我这人向来喜欢平静,何况我现在已经老了!”约过了一二年,她来信说:“果然去了一趟美国,感想良多。”我立即去看她。一进门(这次她也是在门厅里接待我的),她拿出一张英文报纸说:“你看,像我这样普通的学者去美国,他们竟然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我,而且用了那么大的篇幅!”我一看,真的占了右边的整个半版。我说:“这才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呀!我还听叶君健讲过:他去瑞典访问,瑞典的报纸也在头版头条用大量篇幅、照片报道他。”她说:“可在我头脑里,只有国家总统或政府首脑才有资格享有这样的新闻待遇呀。”我说:“可见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异化了,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她“哈哈哈哈……”一阵大笑。
  她急于想告诉我的另一条重要新闻是:“时代真的进步了。”她说,“我从美国回来时最大的担心是要经过日本和香港转两趟飞机。弟弟一再强调:‘姐姐,你放心走吧,转机的一切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可我心里总是不踏实。想不到在日本刚走出飞机,真的有一张轮椅等在门口,问:‘您是赵太太吗?’但我仍担心到香港会怎么样,结果仍然是这句亲切的问话。我又担心到北京恐怕做不到这一步,结果,依然是:‘您是赵太太吗?’呵呵,时代进步得真快啊!”
  想不到这一次欢聚,成了我和赵萝蕤先生的最后一面。此后一连几年,我都没能抽时间去看她,到1998年的一天,突然传来噩耗!那时偏偏我在上海出差,等我赶回北京,她的后事已办完了,留下了永久的内疚和遗憾。但她的音容笑貌,会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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