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今福建 候官县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学生中有后来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

　　1891年10月8日（光绪十六年）严复获得候选道的官衔。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 海创办的《时务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汪康年、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

　　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

　　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 山由美 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被安 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

　　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1911年（宣统三年）创作大清国歌《巩金瓯》。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

　　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

　　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天演论》实际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论文。该书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天演论》揭示的这一思想，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自此书出版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胡适在读书时，老师让学生买《天演论》做读本，要学生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作文，他说：“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的小孩能发挥的。但说明读《天演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他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天演论》发表产生的冲击波不仅在当时，而是影响了几代人，并奠定了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地位。严复以西学理论鼓吹变法，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推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他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家。

　　《天演论》于1896年译成，他说：达尔文的书，在欧美两洲，几乎家置一编，妇孺皆知，其学说最要有二，一曰物竞，一曰天择。此外，严复还把《天演论》译稿给梁启超等人看过。因此，《天演论》正式出版虽在1898年，但其物竞天择的理论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传开。

　　《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侍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

　　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

　　胡适回忆：(在澄衷学堂)有一次，他(国文教员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

　　回顾落后贫困、思想封闭的祖国，严复深受震动，于是，他更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求中国富强之道。回国后，始在福州马江船政学堂任教习。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学堂总教习，后又出任总办（校长）之职。这些学历和经历，使严复具备了成为思想家的必备素养和参与政治的条件。甲午中日开战，国家危亡悬于旦夕，《马关条约》的签定更激起国人的无比愤怒。严复于188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文，疾呼变法，其惊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日响，为世人瞩目。在《原强》一文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及其生物进化论观点，同时又介绍了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及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优胜劣汰学说，撮合二者，阐述自己救亡图存的见解。而这一思想的深入论述，即是体现在《天演论》一书的翻译过程中。

　　《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

　　

　　何谓“信”“达”“雅”？它是由我国清末新兴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的，他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指意义不悖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

　　在中国的翻译界，自严复首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之后，又有“忠实、通顺和美”、“不增不减”、“神似”、“化”等说法提出。主张虽多，又各据其理，然就其可操作性来看，鲜有如“信达雅”之可触可摸。可施可行者。我甚至有一种近乎愚钝的想法，这种种的说法似乎都还或近或远地在“信达雅”的树荫下乘凉。当然也有不少人欲破此“三难”之说，但看来是攻之者众，破之者寡，譬如攻城，打开一、二个缺口，整座城池却依然固苦金汤。何以故？怕是“信达雅”三难确是搔着了文学翻译的痒处。只要我们与世推移，对“信达雅”之说给予新的解释，就会给它灌注新的生命力。并非所有的新说法部显示了认识的深入和观念的进步。

　　“信、达、雅”中，唯“雅”字难解，易起争论，许多想推倒三难说的人亦多在“雅”字上发难。倘若一提“雅”，就以为是“汉以前字法句法”，就是“文采斐然”，是“流利漂亮”，那自然是没有道理的，其说可攻，攻之可破。然而，可否换一种理解呢？试以“文学性”解“雅”。有人间：“原文如不雅，译文何雅之有？”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他只在“文野”、“雅俗”的对立中对“雅”字作孤立的语言层次上的理解。如果把事情放在文学层次上看，情况就会不同。倘若原作果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则其字词语汇的运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学性，俗亦有文学性，雅俗之对立消失在文学性之中。

　　离开了文学性，雅自雅，俗自俗，始终停留在语言层次的分别上，其实只是一堆未经运用的语言材料。我们翻译的是文学作品，不能用孤立的语言材料去对付。如此则译文自可以雅对雅，以俗应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学性。如同在原作中一样，译文语言层次上的雅俗对立亦消失于语境层次上的统一之中。如此解“雅”，则“雅”在文学翻译中断乎不可少。

　　与“雅”直接有联系的一个问题是所谓“文采”。何谓“文采”？答案也许有许多种，但肯定不是堆砌词藻，不是硬造四六骈句，不是任意使用修饰词（如遇雪必称“皑皑”，遇雨不是“霏霏”便是“滂沱”之类），不是滥用成语，也不是文白相杂或其它什么古怪文体。华丽很容易被认为有文采，然而只有适度的华丽才是一种文采。素朴很容易被认为没有文采，然而适度的素朴未尝不是一种文采。中国画论中有“墨分五彩”的说法，我看可以移来说文。还有，“流利漂亮”也往往被认为有文采，殊不知茅盾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说过：“就一般情形而言，欢迎流利漂亮想也不用想一想的文字的。多半是低级趣味的读者。换一句话说，即是鉴赏力比较薄弱的读者。”他说得对。

　　总而言之，译事三难：信、达、雅。信者，真也，真者，不伪也；达者，至也，至者，无过无不及也；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信、达、雅齐备，则人“化境”；然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于是而求“神似”。因此，我认为，对文学翻译来说，信、达、雅仍是可用的标准，仍是“译事三难”。

　　值得一提的是，机器翻译的质量要达到“信、达、雅”的程度依然艰难；机译质量是机译系统成败的关键。中国数学家、语言学家周海中曾在论文《机器翻译五十年》中指出：要提高机译的质量，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本身问题而不是程序设计问题；单靠若干程序来做机译系统，肯定是无法提高机译质量的；另外,在人类尚未明了人脑是如何进行语言的模糊识别和逻辑判断的情况下，机译要想达到“信、达、雅”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制约机译质量提高的瓶颈。

　　

　　严复墓，在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仅200多平方米。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墓柱为金瓜顶，飞龙盘柱。两侧立卷书石围屏，上刻有梅、雀、松鹤等图案，形态逼真。坟周以花岗岩石砌护坡。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诸多西 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 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己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著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康有为评

　　康有为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第一人”。

　　梁启超评

　　梁启超称赞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毛泽东评

　　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

　　胡适评

　　胡适称赞“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郎咸平评

　　他最后只成为了中国历 史上一颗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剧就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但老天爷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让他止步于“天演论”和以英国哲学思想为主的翻译工作。如果他向右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军国主义的斯宾塞思想，向前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现代法治化主义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黒格尔马克思思想。但是，当时甚至到如今的中国都难以理解他深邃思想，从而造成后继无人的宭境 ，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让今天的中国都缺乏一个指导中国往何处去的哲学思想，只有读懂严复的悲剧，才能理解中国如今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