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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为何投靠林彪 陈伯达: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山南慕北 2016-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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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毛泽东
  陈伯达曾经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然而他却在文革时期与林彪、江青等人勾结,庐山会议上他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后被开除党籍。连他本人晚年也哀叹自己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
  陈伯达为何投靠林彪
  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天才论”和建议设置国家主席的并不止陈伯达一人。除了林彪,叶群、王洪文、吴法宪等人也持相同意见。周恩来在东北组的发言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论”观点。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拿陈伯达开刀,而不涉及林彪等人呢?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固然有前面所言挽救和教育林彪的原因,也有策略方法上的考虑。毕竟,陈伯达虽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手中没有实权,在党内影响远远不能与林彪相比。拿他开刀,风险最小。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最高领导早就对陈伯达不满了。
  陈伯达是毛泽东一手提拔上来的。毛泽东看重的是陈伯达的“书生”本色与“理论”头脑。31年来,陈伯达的确为党做了大量宣传和理论工作,特别是“文革”中,进行了舆论导向和理论宣传总结,从而丰富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但最近一些年来,陈伯达的表现越来越令人失望,在理论工作上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屡次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犯忌的是,他还由于各种原因与林彪、叶群等人走得很近。
  应该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虽然毛泽东偶尔会批评敲打陈伯达几句,总体说来还是信任他的。因此,才会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钦点陈伯达为组长。从很大程度上讲,也正因为这个组长职位,陈伯达才得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爬上权力的顶峰。
  但随着“文革”的深入,陈伯达不断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排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手下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经被打倒,陈日渐孤立。在中共中央,其地位日渐被张春桥取代。江青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他,连康生都嘲讽这位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是“乌龙院院长”。
  孤独的陈伯达得重新寻找“靠山”或者说“盟友”。找谁呢?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毛泽东和周恩来显然都不是合适的对象。找来找去,最终找到了林彪。此时的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越来越大,可手下没有靠得住的“笔杆子”,因此,两人一拍即合。1968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与林彪握手了。一次,陈伯达在电话中无意说出想吃海蟹,叶群马上以“林办”名义,让空军用飞机送到陈伯达处。
  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犯了大忌。
  陈伯达: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晚年陈伯达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曾不胜感慨地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不仅仅是忏悔,经过监狱生活的陈伯达,确实思考了很多,也想透彻了很多。
  在与周扬见面后,陈伯达曾将他的作品《求知难》托付给《读书》,于1982年第10期发表。不久,胡乔木也批示将其《认识的渐变与突变》发表于辽宁省《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2期)。允许尚在保外就医的“犯罪分子”公开发表学术文章(虽然署笔名),这似乎是“法外开恩”,但陈伯达不这样想。他说,“在狱中写不涉及现时政治的学术文章而得到发表,在世界很多国家并不鲜见;解放前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判了刑,当然也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东方杂志》发表。”
  对于周扬冒着风险与自己见面,陈伯达是心存感激的。由此他也产生了一些感想。他对儿子陈晓农说:“陈独秀被审判时,他早年留日时的同学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敢于为国民党的敌人陈独秀辩护,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独秀坐牢,胡适等还到狱中看他。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
  笔者很关心,作为跟随毛泽东长达31年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到底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翻阅由其子陈晓农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里面记载了很多父子间坦诚直率的交谈,陈伯达不曾对毛泽东有半句非议。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天翻地覆的1970年代,还是在毛泽东已经逝世多年的1980年代,陈伯达都没有片言只语埋怨毛,虽然他有足够的理由倾倒肚子里的“苦水”。
  1980年冬天,一纸起诉书送到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陈伯达手上时,这位76岁的老人哭了。他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直到那一刻,他还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一起。(全文完)
  本文参阅了叶永烈《陈伯达传》、张希贤《陈布雷与陈伯达》、怀倩《陈伯达是怎样当上毛泽东秘书的》、叶永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于光远《初识陈伯达》、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丁凯文《陈伯达与“文化大革命”》、 顾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杨波《我所了解的陈伯达》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邱会作回忆录》《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等书籍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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