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称自己和林彪没什么关系 不明白毛主席为何打倒他
彼岸花开 2016-11-08
陈伯达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六 陈晓农编纂 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
庐山会议结束后，我被软禁。一年后又被关进秦城监狱。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人们不再敢和我打招呼。朱老总他们坐在前排，我坐在后排，挨着余秋里。我跟余秋里说：“你在会上说刘少奇把住房让给了我，这件事你不大清楚……”话还没有说完，余秋里就板着面孔说：“你不要说了，就是那么回事。你不要再说了。”我就没有再说。当时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会上号召揭发我时，余秋里揭发了一条，说刘少奇和我关系多么密切，解放后在中南海，把自己的住房让给陈伯达。实际上，刘少奇是说过他搬到新房子以后，他原来的房子我可以住。可杨尚昆不让我住，说那个房子你不能住。结果杨尚昆自己搬进了那套房子，我就另找了住处。这本是件小事，因为在飞机上无聊，才跟余秋里提起。我过去和他说得来，这时他却不肯搭话。
回到北京家中，想再三求毛主席和中央宽大一些。一天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那里，想求见他。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回电话说，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以后又打过几次电话，徐业夫不是说毛主席有事，就是说毛主席已经休息，总之是不能见。我也就不好再求了。
因觉得康生和毛主席关系比较好，又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康生，想请他帮助疏通一下。康生不接，要曹轶欧接，她也不接。
当我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儿，恩来同志接电话了。他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他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有几个晚上，为排遣一下自己的苦闷，我到郊外散了散步。随后就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了，国庆日将到，怕遇见外国人。从此，被禁闭在家里。看来抄家批斗是免不了的，我就把自己写过批语的一些书的书页撕掉了。像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词》，我写过不少眉批，我都扯掉了，免得他们做批判文章。最痛心的是，我把曾祖父陈金城的画像毁掉了。那幅画还是姚燮画的，原来放在老家，都已经微烂了，我带来北京，请人重新修补装裱。可这时想到，一旦抄家，江青这些人会把画像拿去搞批判展览，辱及先人，我实在不愿意，就把画像烧了。
过了几天，帮我管文件的王保春和王文耀都调走了，说是要他们上学习班。我想去看一下住在后面的儿子小弟，卫兵拦住我说：“都搬出去了，已经不在这了。”
我已同外面完全隔绝，什么消息都不知道。一次，我问小缪（秘书）：“我的问题究竟会怎么处理？”小缪让我听收音机播送的纪念七一的社论。小缪说：“听到了吧，社论说，要批判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这是在点你呢，你说还能有希望吗？”
不久，院子大门内停放了一辆大卡车，天天都停在那儿待命。看样子，是要逮捕（我）送监。我感到绝望，托小缪：“在实行逮捕时，请多给我些安眠药。”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医务所了。
一天夜里（据缪俊胜回忆是1971年9月13日夜），突然有两个穿军装的人把我从床上叫醒：“快起来！快起来！”我问是怎么回事？他们板着脸，一句也不回答，一股劲催我快点。然后他们一边一个拽着我的胳臂，把我塞进了一辆车里。车子在夜里走了很长的时间，到达了一个地方，看来是座监狱。我实在不想坐自己人的监狱。当看守打开一个牢房的门口时，我停住脚不肯进去，我大声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救过毛主席！”
我把1948年在河北阜平国民党飞机轰炸时救过毛主席的事，用一句话喊了出来。这句话我已憋了很久，庐山会议时就想说，因当时听吴法宪好像说，林彪也救过毛主席，我就犹豫没有说。现在到了牢门口，我已经绝望，话就冲口而出了。
看守不理睬我的话，硬把我拖进牢房，还说我是“耍死狗”。刚进牢房，连床也没有，睡在地上草垫子上。如此待遇，大概是学水浒传里那些牢头们，让新到犯人先吃一百杀威棒。牢房虽小，但看守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我使劲咬破了自己的手腕，想流血而死，可是血流出不多就止住了，没有死成。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我救过毛主席”的话已经往上报告了，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层楼的楼上，整层楼只关我一个人。睡床了，整个楼道可以随便走动，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的很好，甚至比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延续到今天，经常感谢秦城监狱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总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慢慢地平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狱中的生活日复一日，很枯燥，好在还可以借阅一些马列的书。后来还可以看报纸。
关在家里的那段时间，没有人审问过我。在秦城监狱的时候，有过一次审问。时间记不清楚了，记得是在楼下一个大房间，中央放着一张长桌子，郭玉峰领着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他们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我一个人坐在另一边。
审问进行了两天，第一天还随便，像是谈话的样子。第二天就不同了，他们的座位依旧，却不让我靠近桌子坐。在墙根单独放了一把椅子，让我坐在墙根边。他们摆出了审判的架子，说话口气也变了。问的很笼统，没有专门问什么。从我年轻的时候，直到庐山会议，所有的事都让我说一遍，没有对具体的事进行质证。他们只搞过这一次审问，以后就没有来过。过了多年以后，再一次审问就是1980年的审判了。
十大开除我的党籍，我是在监狱里看到报上的新闻公报才知道的。没有给我看决议 ，更没有什么签字。我看到公报上说我是什么“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心里很难过，坐在地上指着报纸，一边哭一边说：“哪里有这样的叛徒特务呀？自己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跑去救毛主席！”
我一个人住在三楼，一楼二楼还住着一些人，他们都是谁，我无从打听。但有一段时间，楼下有一个男人经常唱俄文歌曲，还用俄文唱国际歌，我猜想他可能是萧三。
十大公报点了林彪的名，开除了林彪的党籍。我一点也不知道林彪的事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林彪也关在秦城监狱。到了1980年审判时，给我看起诉书，才第一次知道林彪在1971年竟想谋害毛主席，乘飞机逃跑摔死了。这个消息使我很吃惊。这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倒就倒嘛，再怎么也不该这样做。
有段时间，监狱允许我在楼下的空地种点菜。唐山地震后，我有一次下楼，见一楼布置得很整洁，还摆放了一些花。院子外面的空地上还搭起了许多帐篷。那时，报上正在批邓小平，我还以为是邓小平要搬到这里住呢。
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我很悲痛，哭了好几天。周总理、朱老总去世，我都默哀很长时间。到1980年宋庆龄去世，我也站在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默哀。过了两天，一个负责人和我谈话，说邓颖超同志来过电话，说请转告我，宋庆龄同志去世了，有件事以后就不要再提了。那件事我早忘了。这样一说，我才想起，我马上对那位负责人说：“请不要再说了，我不知道这件事！”那位负责人还说，周总理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应当谅解。
毛主席去世后不久，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周培源如何反对我批判相对论。我跟监狱的看守发了脾气，说：“什么我要批判相对论？这不是瞎说么，一个科学家，怎么能这样？”监狱就着这件事，结束了对我的优待，把我从三楼赶下来，搬到一排平房牢房里，虽然还是一个人住，但是条件差多了，就是一间房，外面连着个可以放风的小院子。
监狱里犯人洗澡，是轮流在一个澡堂洗，那里只有淋浴。1978年，一次我洗澡时，正洗到半截，水管里的热水突然停了，接着冒出一股凉水，浇到我的背上。我当时就觉得受不了，赶紧擦干了。我已70多岁，经受不了突然的寒冷。第二天，腰疼得就起不来床了。于是就让我住进了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开始，我站不起来，只能在地上爬。后来我扶着椅子，锻炼着站起来，慢慢地才能一点一点蹭着走。
我感觉到毛主席不想再用我，但我想不通毛主席为什么要打倒我？我又没有得罪他。虽然在起草九大报告时，我主张强调生产，在其他事情上也提过不同看法，但这都是出于好意。在他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小心的。在庐山说他是天才，那也是说好话嘛，紧说好话也不行？
为什么非要把我和林彪联在一起？我和他没有多少接触，对他不了解。过去毛主席对林彪印象很好。我是因为毛主席信任林彪，才相信了林彪的。让他们说清楚，我究竟和林彪有什么关系？把我搞到这种地步，对党有什么好处？简直莫名其妙。
